最近两年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许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纷纷出版专书来攻击宗教,甚至公开倡导“新无神论”。例如由左转右的美国评论家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就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新着《神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了所有事物》,举世知名的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则在去年推出了轰动知识界的《神之妄想》,同年尚有认知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rnert)的《破解邪惑》,把信仰形容为人类大脑里的病毒,法国最畅销的哲学家昂弗莱(Michel Dnfray)便干脆把他的新着命名为《无神论宣言》。除此之外,一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更组织了一个叫做“The Brights”的国际机构,致力于“破解迷信”的运动。
凡是敏锐一点的观察家,想必都能感到这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宗教力量集结。这个奇特的现象当然不是无缘无故自己冒出来的,在它背后是一个广阔而紧迫的现实环境。
曾几何时,很多人相信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而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世俗化。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言简意赅地把“世俗化”定义为“这个世界的秩序不再依赖于一套超验的原则,尤其是来自宗教的超验原则”。简单地说,我们相信政治秩序、经济活动乃至于一切社会组织方式都和宗教脱钩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使百姓过上道德良善的生活,打工仔努力工作、商人用心经营,为的就是牟利却非荣耀上帝,宗教不再是社会活动的重心,它们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指导和私人兴趣的追求罢了。
可是这种简单的假设与时代特征的模糊总结却渐渐受到了挑战。上个世纪70年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头一次令西方知识分子惊觉神权政治原来还是一种选择,而福音派基督徒与天主教保守派在亚非拉的急剧增长则让大家发现“一个南方基督教世界的来临”。于是,世界的再着魅(the re-enchantment of world)和现代社会的“去世俗化”就成了令人关注甚至担忧的新说法了。
担忧?是的,“9•11”之后的世界局势似乎证实了一些学者的猜测,那就是一场全新的宗教战争即将到来。一方面是部分饱遭误解与歧视的穆斯林日趋激进,视西方世俗社会如天仇;另一方面则是结合了美国新右势力的基本教义派基督徒,他们毫不讳言伊拉克战争是新一轮的“十字军”。在剑拔弩张的对峙态势之下,自省与对话的声音显得格外微弱。
与此同时,许多与信仰有关的议题也成了各种宗教和所在社会的矛盾焦点。在法国,信奉伊斯兰的女学生能不能戴头巾上学,是个人人权与国家根本原则的冲突;在意大利,堕胎是否合法,乃天主教生命观与妇女权益的冲突;在丹麦,媒体能不能刊载先知画像是宗教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在美国,学校可否在演化论以外传授创造论,是科学的真理和多元主张的冲突;在伊朗,女子能不能在现场看国家队的足球赛则是传统戒律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冲突。近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无穷地列举下去,直至填满一本书。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新一轮的无神论运动出现了。文首所列的那几本书,各有精彩的论点,也各有不足与疏漏之处,但我不可能在此详加探讨,而且这也不是我想做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它们共同体现出的一种情绪。自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尤其自“9•11”事件之后,国际知识界还颇有一种调解矛盾促进相互认识的努力,很多伟大的知识分子和神学家都想告诉大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并不全是恐怖分子,基督教也不一定冥顽不灵地认为《圣经》的每一个字都该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这种论述非常多,也非常有意义,可惜地球转得太快,清醒的声音永远跟不上事情的发展。于是有些人就失去耐性了,他们索性把矛头对准宗教信仰本身,觉得它是万恶之源。就以“The Brights”这个鼓吹“自由思想”和“弃绝超自然迷信”的组织来说,其中不乏一些本来对宗教态度还算相当温和的人,可是他们现在却认为宗教只剩下审美的价值了。
前几年那种批判力量的目的之一是把宗教和它们内部的基要主义切割开来,希望大家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混为一谈;如今这股新无神论则教大家做人要放聪明点,不管它开明或保守,总之就不要信任何宗教,因为大部分的信仰终于都会走上基要主义的激进道路。
我们都该留心这场运动的走向,因为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充分显示历史并不像福山当年所说的那样终结了。冷战的结束确实为老一代意识形态之战画下了句号,可新型的意识形态之战却又随即登场,并且遂渐升温,使得最理性的人也耐不住性子了。在这样的时势里,我们更加需要自省,何以为人安身立命的宗教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病毒?我们更加需要对话,何以“十诫”的第三条明明叫人“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如今却有那么多人打着上帝的名号去攻击他人,拒绝聆听任何不同的意见呢?
原文引自梁文道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e5k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