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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典外文献
2015-01-16 09 作者:杨晨曦 发布者:  来源: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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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圣经正典之外的文献,形成于两约之间,构成了犹太文学总体中为数不多却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犹太人受到希腊异教文化的影响,而后罗马军队入侵带来的压迫。这些文献多数是宗教及政治反抗运动的结果,对之后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今日影响甚大。笔者试以典外文献的定义及范围、教会历史上的沿革、文献所包含的神学思想及其影响等方面简单阐述旧约典外文献。

      一、定义及范围

      按照与圣经正典的密切程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典外文献和经外文献。典外文献是取材于正典,而且与正典有特别密切和直接关系的文献,并且还有一定的写作年限,使用多种写作体裁而成的宗教文献。而在教会历史上,这类文献甚至被个别教会群体视为权威的经典或圣经。

      旧约的典外文献一般又会细分为次经和伪经两类。次经一类特指被基督教教派视为正典或仅次于正典的文献,其卷数由12至20不等,视不同教派而略有出入,而其余在这旧约次经以外、与希伯来文圣经直接相关的文献称为旧约伪经,约52卷之多。

      二、教会历史沿革

      论及典外文献,就需要谈及正典的定案。正典的定案不是绝无争议,更关键的是其的共识程度。在争议正典的过程中,形成了长短正典之说,短正典源自巴勒斯坦犹太教的传统,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其为了与长正典抗衡而出现。所谓长正典则源自亚历山太犹太教的传统,其中包括,次经、伪经,但不为所有犹太人所接受。直至公元90年在亚麦尼亚(Jamnia)召开的会议上,希伯来正典的边界从制度化的层面上最终确立。到此时希伯来正典已经三步成型,其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卷》三部分。此次会议,确定希伯来正典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公元70年耶路撒冷城的陷落,犹太教分崩离析,采用确定一个信仰的正典使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形成确定的宗教身份是当务之急;其二、同一时期,基督教广泛兴起,这也促使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确定自己的正典来划清与基督教的界限;其三、于公元前后,犹太社群中出现了很多冒名古人名义而作的启示文学,这样的潮流对制度化的犹太教页形成了冲击。

      虽然亚麦尼亚确定了《希伯来圣经》的边界,犹太人已经订定了自己信仰判断的基本准则,关于正典边界问题应该告一段落。但是,事实却恰好相反,此会议成为了另一轮更广泛争论的开始。简而言之,《希伯来圣经》在内外两方面呈现出它的流动性。外在方面,希伯来圣经被整体性的纳入基督教的《旧约》这个更大的正典单元之中,悄然融入在基督教圣经的意义世界之中。内在方面,《希伯来圣经》本身的涵括、边界和编排都处于流动之中。

      上面谈到的亚历山太的犹太人在编排他们的希腊文版的正典(通常称为“七十子译本”)时,在经卷编目、文本内容和排列顺序上都展现出与希伯来文圣经不容的方面。直至圣卷的正典地位确立后,次经书卷才从希伯来文圣经中被剔除了。今日,在犹太教群体的圣经正典里次经和伪经可说是完全没有位置,甚至为一些犹太学者藐视。

      希腊文版的希伯来圣经被当时兴起的基督徒接纳为他们的《旧约》,故此,关于正典所涵盖的范围的争论在基督教会内延续下来。对于二者差异的书卷是否应该被列入正典,教父们有很多的争论。东方教父可能因为较多的与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体接触,故此大都推举希伯来正典经目。游斯丁认为《七十子译本》是唯一值得信赖的旧约经文。撒狄主教梅里拖所列的旧约经目是现存的第一份,其除《以斯帖记》之外,包含了《希伯来圣经》的所有经书。第二份旧约经目由奥利金(185—254)撰写,其中《六栏经文合参》就包含《七十子译本》,奥氏虽然承认次经书卷的贡献,但认为它充其量只能作为正典书卷的注释而已。同样,亚他那修则认为次经之供阅读而已。事实上,不少教父对次经态度都抱含糊的态度。这也表明次经具有相当分量的宗教价值。

      西方教会教父对于次经问题仍各有立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教父有耶柔米(342—420)和奥古斯丁(354—430)。耶氏否认次经与正典具有同等地位。奥氏则完全接纳次经书卷的权威,并认为这决定出自教会。这成为了宗教改革时期支持天主教的论据之一。奥氏的提案被393年西坡会议上公布,并于第三次(397)和第四次(419)迦太基会议上被肯定。从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时期及其后时代,奥氏的提案一向被西方教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范例。

      次经问题在宗教改革时期变得敏感,因着对旧约圣经原文的执着和回到本源的主张,新教坚决反对次经的正典地位。马丁路德主张次经没有圣经的地位,但有益于信仰和道德。与天主教之间的争论,最终导致天主教召开天特会议(1545—1563)表明对次经正典的立场。此决议在第一次梵蒂冈会议中再次得到肯定(1869—1870)。基于对次会议的回应,路德宗、改革宗和圣公宗对次经的立场也变得更为确立,断然拒绝次经的正典地位。东正教也表明立场,确认次经书卷的正典身份。

      三、旧约典外文献的思想、影响及价值

      典外文献均源自或取材于正典圣经,而基督教的正典圣经又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两约的典外文献虽反映不同的写作背景,但内容却有颇多的共通之处,表现在文本内容的处境性和以正典书卷为基础的扩充性。透过这些典外文献,我们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传统的发展,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

      典外文献原指一种文献类别,严格来讲,典外文献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神学重心。但也可分析发现展现其神学思想的四个课题:罪源的解释(包括邪恶的解释及神义论问题)、上帝的超然性、弥赛亚的来临,以及复活和乐园的盼望。这些思想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哲学或神学体系,相反,展现出了犹太人的想象能力,且反映出一个宗教信仰就其身处的历史环境作出回应的活力。

      典外文献反应出犹太教的神学思想、宗教生活情况,以及当时世界的大事。当时,犹太人对圣殿的重视更甚,他们朝圣及十一奉献都是宗教热诚的表现。面对内忧外患,犹太人心目中的末世观念,受到刺激,更加大大的扩展。盼望弥赛亚的降临,直至“天国近了,应当悔改”的信息,不少犹太人醒悟而从主。藉着犹太人的成熟的宗教思想,无形中提基督教的福音开辟了一条道路。而基督教正处在这两约之间而源起,典外文献可以看做是旧约的延续,也是新约的背景,其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可说是基督教追溯传统的源头之一。

      在承上启下的时期,旧约典外文献可让我们更能把握早期犹太教的面貌。藉着典外文献反映出犹太教,正是这样一个非单一的宗教体系,其中容纳了许多不同的党派,让我们对今天党派之境况有更为深入的体认。典外文献所蕴含的神学思想也是我们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会,以及新约正典书卷思想模式的起源,其中尤以天启文体类书卷的影响最为显着。这些书卷不独反映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更可说是新约正典书卷的思想和信息和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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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经外文献是较普遍的用语,泛指所有非圣经类、与圣经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献,可以包括任何古代书籍。参《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91页。
     学者一般以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为旧约典外文献的写作时期。鲍维均、黄锡木、罗庆才等合撰,黄锡木、黄浩义主编《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香港:基道出版社,2001年,第91、135页。
    写作风格包括:历史书、传奇、小说、诗篇及诗歌、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等。参罗素著,禢浩荣译《两约之间》,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1989年,第65—68页。
     次经(Apocrypha),其希腊文为“隐藏的、隐蔽的”,用来指未被纳入正典之中,但具有“隐蔽的”、“秘密的”知识的一些书卷。相对于伪经(Pseudepigrapha)而言,次经是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文献单元。它包括那些包含在希腊文版的七十子译本中,却未被纳入希伯来文圣经的13部古代宗教文献。参游斌著《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伪经(Pseudepigrapha)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指称,指那些未进入圣经正典,也不包含在次经中的一些文献。指假/错的署名,这专称大约源自十七世纪。在典外文献研究中是指一些“以不真切的名字署名”的著作。参《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137页
     鲍维均、黄锡木、罗庆才等合撰,黄锡木、黄浩义主编《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香港:基道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有关旧约的共识规范,在以色列中代代相传,至一世纪末,大多犹太人对希伯来文正典有很大程度的共识。参《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99页。
     关于不同圣经传统在各地流行之说,,曾兴起了“地区正典论”。该理论试图对某地区流传的圣经传统赋
    予正典的地位。参《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99页。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页。
     三步成型,首先正典化的是《律法书》(巴比伦流放归回之后早期),其次是《先知书》(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当这两部文集封定时,其他任何一卷被公认为圣经的都要收入第三部分《圣卷》,直至一世纪末收录工作才停止,其时在亚美尼亚完成“封定”工作。参【英】F.F.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第9—10页。
     由于《希伯来圣经》被不同的信仰群体(community of faith)接纳为神启经典,所以正点的确定不是争论的结束。参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第10页。
     同上,参第11页。
     首先,希伯来圣典在先知书和圣卷之间的程度都被模糊了;其次,处五经之外的书卷,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主题与实践顺序来排列的;最后,一些不被希伯来圣典承认的书卷也被交错地插入到希伯来文的正典中。参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第11页。
     鲍维均、黄锡木、罗庆才等合撰,黄锡木、黄浩义主编《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106页。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第11页。
     F.F.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第55—62页。
     鲍维均、黄锡木、罗庆才等合撰,黄锡木、黄浩义主编《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100—110页。
     黄锡木:《基督教典外文献概论》香港:汉语圣经协会出版,2000年,第95—97页.
     F.F.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第82页。
     《圣经正典与典外文献导论》,第114页。
     同上,第115页。
     

      姓名:杨晨曦(四年级)

      邮编:10019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81号燕京神学院

      邮箱:chenximose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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