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仅仅是对昨天的《购书小记》做个补记，因野航跟帖说到“书多”的回应。祷告时发现三言两语完不了事，（已经形成的体质：没有圣灵感动不开工，不祷告不动笔，不清楚不下手。就像耶和华将会幕的样式仔仔细细指示给摩西，摩西再来动员建造。）故而另起炉灶，命题作文以记之。

　　先说“书多”。书多总比书少好，如同民主总比专制好。民主也挺婆婆妈妈、啰里啰嗦的，也不乏过程中见不得人、拿不出手的东西。罪人的世界，哪样都不容易。但总比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是法律好，总比全国人民只看“八台样板戏”好。然为何现今“书多”烦愁也多，知识不见加增，无识未见减少？书印的多，读的人少。中国每年人均读书量据调查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出版图书功利的多，明理的少；满足肉体的多，关注灵魂的少。

　　能这么便宜买书，非我能砍价，而是所买的书太不“吃香”。从出版角度，很难孕产，写的人寥寥，译的人匆匆，又还难产。和西方一些国家同类行情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历史思想哲学类的书动辄每本七、八百页，且每年翻新，价格不菲，读者仍不失热情。从发行流通而言，批发市场如同菜市吆喝卖大白菜。正规书店一般新书上架，若一个星期销售不佳，就撤下靠边站。靠边还没站稳，就到折扣店或二手书。更不用三下五除二，就已到了旧书市场或废品站。

　　文到此处，似乎和标题《基督教在中国得肩负理性启蒙》还没沾边。其实要说的就在这里。对这样的国情现实怎么办？怎样开愚化智，让一个混沌感性而自我惯了的民族有点理性和相对长远一些的看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得负起这个责任，义不容辞。何出此言，为什么不能是别的宗教或哲学理性？且稍微冷静地从“常识”来看看：

　　一、佛教的理性启蒙在平面的维度已经到顶，没有纵向发展的能力

　　有深入的调查显示：近几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速度放缓，信徒增长量低于佛教、道教、瑜伽、儒家等的数量。这至少说明：从宗教发展角度，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竞争优势。或者说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势，其影响力远没有基督徒自我感觉那么乐观。为什么？对此我曾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从修身养性、心灵慰藉、现世福报、生活建设等的功能而言，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长项，更何况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和千百年来已经在求提升境界、搞好身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本土宗教争地盘，决高下，无异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今天看到一系列的文革时期的新闻图片，其中有一张是在批斗和尚，标语大写着：“佛经是狗屁。”若不是传统遭暴力性摧毁，基督教恐怕不会有太大的生长缝隙。但目前传福音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还在这上面，问题就在这里！

　　基督教的长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救赎，和由此带来的全新开启和智慧的发端，让蒙恩之人从生命态度，思维方式都彻底翻转，从属地到属天的。这个翻转和纵深的维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实在是要从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除了上帝的真光和大能，谁能做到呢。简而言之，基督教得让中国人从生命根底到头脑知识都能朝向天空，向下扎根，向上伸展。这是福音在中国的十字架，不背这个十字架，福音怎么传都容易“打水漂”。查究一些基督教的极端或异端，之所以能牢笼人的因素之一，多是绕过十字架，给人以某种方便法门。

　　这也是上帝给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使命，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平面维度上对国人做理性启蒙。为什么佛教能逐渐在中国生根？除了和中国原有文化本质上是“一伙的”，思维上都是自求式的、向内式的而容易“兼容”之外，它给国人带来的裨益是不可抹杀的。其裨益主要有二：一是提供了心灵空间。试想如果没有佛教的慰藉，成百上千年来在现世“肉搏”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精神病，全民发疯也不是没有过。二是初级理性启蒙，佛学的思辨性给国人是上过思维体操课的。唐宋佛教鼎盛时一座寺庙就办有一所学校，对中国人的理性操练还是功不可没的。后来的儒家、道家等吸纳了佛家的一些思维特性，渐成佛道儒不分家之势，否则可能尽多沦陷在“专制脑残”或“厚黑学大全”里。

　　但是中国文化骨子里就不喜欢理性，也懒得理性。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见一斑。佛教出现过很多派别，主要有八宗：一是密宗、二是禅宗、三是净土宗、四是唯识宗、五是嘉祥宗（又名法性宗、空宗）、六是华严宗（又名贤首宗、法界宗）、七是律宗、八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其中思辨逻辑最强的当是唯识宗，唐僧玄奘千辛万苦西游17年取经回来，先后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并揉译了《成唯识论》，奠定了唯识宗的理论基础。和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等皓首穷经、青灯暮鼓，依五位百法，判别有为、无为之诸法，主张一切唯识之旨。后来因为太难而销声匿迹，近年来始有恢复。

　　发展很广的还不是禅宗，是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的修行方便多门。方便得很，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往生，大众就喜欢这样的。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净土宗的高僧大多来自于禅宗开悟后而转入净土，或由天台、华严等宗行人而回归净土，也有因修密法而生西方净土的。经累代的深研集发，在教义和操作性上都深刻而又简便。比如说它特别强调“信”，并且将怎么信说得清楚，实践性也强。《弥陀要解》主张信要具备六种：即信理、信事、信因、信果、信自、信他，六种信才是全信或圆信。《大乘起信论》重点提出信的根本在于体悟真如……再看它的三福六和，三学六度--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六和：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利和同均。三学：戒（清净）、定（平等）、慧（正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有可从中借鉴的哟，抓住信经，教义简明，实践性强。

　　然而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这个直接的从天而来的维度，人的理性和思维迟早会来到它的极限，并因人的深重的罪性而积重难返。佛教暴露出来的功利性、妥协性和现实依附性，早就没有力量再在理性启蒙上起到更多的作用。

　　二、追根溯源，让人回到真理启示的源头大光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然而对这两位先生不知源头的理解和不正确的使用，让中国百年来经历的乱象和付出的惨痛代价，怎么“拨乱反正”都不为过。早在上世纪三四年代就有国学大师敏锐而直接地指出过：中国学西方，好的没有学到，坏的全学到。民主和科学的根本在基督信仰，在真理开启下的生命更新，理性蓬勃，中国若再不被真正的理性启蒙，还会爆发疯狂的乱搞和崩溃。

　　为什么同样是文化启蒙，路线和结果相差辽远？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的、非理性的、盲目的、以及专制的时期。那时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认为人们有责任依据理性为社会、道德、宗教、伦理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的领军人物都对上帝信仰而敬虔，丝毫不亚于虔诚的信徒。但因各种原因，有来自宗教改革派或保守派的，有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宣传的，他们多被“妖魔化”。加上启蒙运动以来在发展中过分举高理性和自身的内在问题，让后来人逐渐舍本逐末。

　　对于当今中国，传福音的同时诚实地本着文明的源流，让人看到民主和科学的本源在上帝和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并且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来光照和带领的；让人懂得在历来注重感性和不可言说的中国文化中理性启蒙的重要，以及“常识”和普世价值的根基所在--上帝之光才是一切价值的价值，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就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本身而言。文化本就是江湖，也是浆糊。各民各族都有其文化，哪国哪族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对世界文化发展提供点亮光和通路。这时越发能理解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士们为什么得暂缓福音，广开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既走“戴德生路线”，又要走“李提摩太路线”。

　　仔细分析，现在传媒哄抬下不少有辐射力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所信的，所高举的，不是国学，也不是福音，是追求“常识”和认可普世价值。但如果没有真理大光的照耀，没有看到这些常识和普世价值是多少人在上帝的感召下的努力，以及其间掺揉的人文理性的实用性，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堕入世界性的世俗化浪潮中。

　　越来越多的教会认识到开办基督教教育的紧要，而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也勉力而为。在开设课程上，天主教的教育有值得学习的。比如百年前的成都彭州的白鹿乡就有“初修院”、“中修院”和“总修院（又称神哲学院）”。当时的教学安排：初修院4年，学习语法、经文、教会礼节、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中修院（又称领报修院）5年，开设拉丁语的语文、作文、道理、修辞、历史、罗马战争史、波斯战争史，天主教基础、教义、条规，听弥撒，中国古典文学、数学（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总修院（神哲学院）6年，先学两年哲学（逻辑学、本体学、形而上学、宇宙学、心理学等），后学4年神学（伦理神学、论理神学、教会法典、教会礼仪、教会历史、圣经等）。同时开设一些中国古典文献课。

　　相较而言，基督新教的神学院所开的课程很难面对更新的社会和知识的挑战。一般开设：圣经书卷研究、系统神学、基督教伦理学、讲道学、教会历史、教牧学、护教学、教会行政管理等。如此培养出来的一些神学生可能自己都不信，或者只能呆在教会里。基督教怎么来肩负在中国的理性启蒙，并在另一个“非基运动”中站稳脚跟，照明黑暗，真是个大问题！得引起关注并提上议事日程了。

　　2014-1-10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