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并非基督徒家庭出生，从小对“祭祖”的场面十分熟悉。在我们农村，每逢重要的节日，比如除夕，到来时，每家每户（基本上除了基督徒之外）摆上菜肴，供上祭品。将这些东西在桌上摆好后，还要在方桌四围的外侧恭恭敬敬地放好四条凳子。然后放好烛台，用火柴点燃红烛。所有的事项准备完毕后，便开始行祭拜之礼。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在点燃的红烛前拜一拜，以迎接祖先的到来，并为自己祈福。除了在家举行祭礼，人们还会在清明节的时候去亲人的坟前扫墓。整理墓碑、摆放供品、焚香祈福。

　　笔者从小跟随父母热衷民间宗教与祖先崇拜，偶然会听到身边的人论及基督徒的闲言碎语。他们的议论，使我从小就对基督徒产生了负面的印象。比如，他们会说，基督徒的心特别硬，连祖宗也不要，亲人死的时候更不可以哀哭。后来，笔者一家因为被疾病困扰，求医无果便到处求神拜佛，终未见好，才决定投靠耶稣基督。虽然亲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困境，也理解我们的选择。但信主后，我们还是遭到了非议。我们家的邻居就非议我们，骂我们是没有祖宗的人。

　　当然，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笔者和自己的父母同时信主，一年后外婆与奶奶也相继信主，加上亲戚们也都理解。故此，我们并没有因为不祭祖而产生什么困扰。不过，我们的经历只是少数的个案。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来说，“祭祖”的问题是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的。这些基督徒通常只是一人信主，家中的父母或子女都是信仰民间宗教的。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些未信主的家庭成员就会去祭祀祖先，作为基督徒，既不参与祭拜，便显得十分尴尬。在一些祭祖传统浓厚的地区，这些基督徒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笔者在本文想从相关的讨论及圣经的教导出发去澄清某些问题，并整理出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以应对祭祖的困扰。

　　一、利玛窦的耶儒融通及其对“祭祖”的看法

　　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其宣教士中最着名的当推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据说，利玛窦刚到中国时，曾将自己打扮成和尚的样式。后来，他发现和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位居中国社会主流地位的乃是士大夫，故此，他改佛为儒，穿儒服、戴儒冠。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相继信主。利玛窦以儒生的面貌宣教是为了缓解文化的异质性所造成的不适应及不信任感。利玛窦这样做无疑将会增加中国人的好感，使他们易于接受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当然，在宣教的过程中，利玛窦非常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他必须在学理的层面说清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好让中国民众能看出基督教的重要价值与独特贡献。利玛窦的策略就是“合儒、补儒及超儒”。换句话说，他对基督与文化之范式的理解倾向于“基督高于文化”。也可以说，他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解成某种“同质异量”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完全排斥中国文化的价值，同时，又能说明基督教比中国文化要“高人一筹”。

　　至于，利玛窦对祭祖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立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乃依据利玛窦在日记中所记述的相关内容。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给逝去的祖

　　先贡献，有肉、有水果、焚香及丝布，穷人则以纸代替丝布。他们认

　　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致也”。他们并

　　非认为死人会来吃上述的东西，或需要那些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示对祖先的爱情及感恩之情。有些人曾

　　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

　　什么，祝望什么，与偶像崇拜无关，或许也能说那不是迷信，虽然最

　　好在成为基督徒后，把这份孝心，改为对穷人施舍，以助亡者之灵。[1]

　　这段陈述使学者浮想联翩。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那只是利玛窦对当时流行在中国社会之祭祖祀孔之风俗的写实，而非严谨的学术评论。事实上，在礼仪之争爆发前，一些士大夫已经对利玛窦等人在祭祖一事上的处理方式颇为不满。故此，我们即便考虑到“利玛窦规矩”的存在，还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利玛窦在祭祖问题上完全赞同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对比多名我会的立场，我们只能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对包括祭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持“宽容”的态度，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

　　二、从十诫来看“祭祖”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十诫”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诫，论及纵向的神人关系；第二部分是五至十诫，论及横向的人际关系。在信仰方面，人必须敬奉独一的真神；在人伦方面则以孝敬父母为开端。跟以十诫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相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人伦道德，其宗教部分则显得十分薄弱。孔子绝不是无神论或唯物论者，但他也不是“神本主义者”。孔子所关注的乃是“人事”，而非“鬼神”。孔子感兴趣的是礼乐盛世，而非形而上或死后的世界。故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必然将人间伦常放在中心的位置，与其相关的礼仪都不免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祭祖”的确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正所谓“报本而返始”“慎终而追远”，在儒家看来，祭祖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感谢先祖所给予的恩情，并纪念他们美好的德行而追随之。作人不能忘本，美好的德行亦当代代相传，如此，文化才能传承，家族才会兴旺。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同为东方民族，在某些传统习俗方面比较相像。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乃在于中华民族没有像犹太民族那样有整个民族被他们的上帝所拯救的经历与历史记忆。对于华人来说，他们的救主只不过是世俗的明君，宗教对于政治只是辅助性的。中国古人相信“自助者天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发现上天对人的赏罚乃取决于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乃掌握在自己手里。故此，重要的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去关心死后的状态。这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人本主义。

　　但犹太民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根据旧约圣经记载，犹太人所有的兴衰与荣辱都跟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与责打有关。虽然上帝也是根据他们的顺从与否施行赏罚，但这不是绝对的。比如，上帝并不是因着他们的善行而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此外，上帝也不是因着他们的善行而赐下他的弥赛亚救世主。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不是某种对他们好行为的酬劳，而是出于他无条件的怜悯。即便是“赏善”，也是某种“爱的鼓励”，而非“义务性的酬劳”。

　　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虽然也出现过不少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明君”。但圣经对历史的记录从来就是“如实记述”，绝不会“刻意美化”，更不会“任意歪曲”。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明君并非毫无瑕疵，而是处处都显露出人性的弱点。圣经之所以如此记载，一方面是“如实写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表明主导整个犹太民族向着既定目标发展的不是某个伟大的王朝，而是上帝的主权。这种特殊的历史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洞悉为何犹太民族会将神人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他们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的兴趣与华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犹太人所敬拜的是那位与他们列祖立约，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位格上帝，而华人的宗教信仰是模糊不清的。赵紫宸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宗教只有现世界，而没有超世界，是为人，而不是为上帝的。如果我们将儒家视为是一种宗教，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宗教，从根本来说，就是“孝教”。从理论上说，“父母”是“上天”的代表，但从实际来看，“父母”就是这个家庭中的终极权威。故此，敬拜父母及其他列祖列宗，就必然带有某种宗教的色彩。

　　三、针对“祭祖”的看法及相关建议

　　在这个问题上寇绍涵牧师的建议是“敬”祖而不“祭”祖。他认为“祭”祖的背后明显混杂了中国民间宗教的鬼神崇拜。他反问，人死了以后为什么就能成仙成神，呼风唤雨，保护活人呢？他认为这是不合理性的。另一位学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邢福增教授。他详尽分析了“祭祖”的成因，承认“祭祖”确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不过，他同时认为“祭祖”活动也掺杂了明显的宗教色彩。因为“祭祖”在大传统的士大夫群体与小传统的民间社会，其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故此，他的建议是，在祭祖这个问题上，基督徒最好不要参与祭拜等一系列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如果他被迫必须要参加，那么只需在主观上去除偶像崇拜的心态，将其仅仅视为伦理性的纪念活动，仅此而已，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

　　基督徒信主后固然不会再去参与家中的祭祀活动，但每逢清明时节，还是会去墓园扫墓，以念逝去的亲人。有人说，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脑死亡，是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是葬礼，意味着在社会中的死亡；第三次是遗忘，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张爱玲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历史的记忆”，记得先人是谁，他们曾经作了什么。这些记忆，跟现在的我不是没有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这些记忆是宝贵的、有价值的，故此，清明时节去墓园扫墓，以念亲恩也非全无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的纪念方式应当有分别为圣的见证。比如，基督徒在扫墓的时候不应当烧香燃烛及摆放供品。只要将墓碑及其周边打扫干净即可。基督徒也可以在墓碑前伫立，默念亲恩，但不宜与过世的人说话，免得受到恶灵的搅扰。

　　小结

　　新编赞美诗一百八十八首是《孝亲歌》，内中有两节歌词是这样写的，“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分；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如有父母不幸去世，当遵遗训善述继；更要敬神，尽心尽意，死后待逢永福地。”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基督徒在祭祖这个问题上与非基督徒有着不同的见解，但这并不代表基督徒不注重尽孝。基督徒即便不祭祖，也只是因为不愿意在信仰上混杂鬼神崇拜，而不是要故意遗弃“列祖”。按照儒家的观点，“祭祖”的本意不是要与死人说话，而是为了“慎终追远”。也可以说，“祭祖”的本意不是为了死去的亲人，而是为了活着的人能继承亲人的遗训与美德。既是如此，人们就当趁着父母还活在世上，善尽孝道，否则，死后祭祀，也不免终生遗憾。另外，笔者在一些地方还看到，有些人，父母还活着的时候虐待他们，死了以后，倒大兴土木。请问，这真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还是做给人看呢？

　　[1]《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士第一册》，页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