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浙江温州永嘉瓯北马岙村的牙郎桥山上 英国循道会已安息传教士窦维新护士长墓，这棵树似乎在望着山下的城，还有城里的医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是医生，你是否认为还需要重新修？

    二、内地会的墓园

    在中山公园的东面，是过去内地会的墓园。在这里曾埋葬了十位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据内地会的会刊和曹雅直夫人的回忆录《26年在中国》记载，在这里安眠着以下这些人：蔡文才夫子及女儿、波狄小姐、格里尔森夫人及儿子、梅牧师及儿子、吴牧师夫妇、王廉牧师。

    据一些温州老人回忆，墓园是一个院子，有两扇木头门。郭梅华老人说她1932年有一天经过那里，看见一个外国人正在下葬，是用绳索把棺材放入地下墓穴的。据内地会资料介绍，王廉牧师是1932年7月24日去世，当时有400名温州信徒送丧。

    据包思恩老人回忆，解放初，他住在那一带，住的是朱平之的房子，在院子外的南侧，有一个番人坟，约2米高，馒头型，上面长满草，不知这坟是谁的。

    三、类思和玛利之墓

    瞿光辉先生在《墓地寻踪》文中写道，四十年前，他在景山上看到一个山头上耸立着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十字架，十字架周围还有好几具水泥砌成的石棺，墓门上刻着中外文名字、生卒年月、国籍等。近年来，他在一位老人的指点下，再次找到了掩在荒草中的天主教修女坟墓。   今年七月份，我在瞿先生的陪同下来看这个墓地。原先的五座坟墓现只剩下四座，一字排列，从右至左，一三墓已洞开，二、四墓尚有墓碑，墓碑上分别写有法文、中文。第二座墓门上的中文是：“创办浙江省永嘉县董若望医院院长法籍仁爱会修女类思之墓一九零八年来华一九三一年去世享年七十有七岁。”第四座则是：“浙江省永嘉县董若望医院英籍仁爱会修女玛利之墓一八九九年来华一九三六年去世享年六十有九岁。”   据天主教历史资料说，类思个人生活非常简朴，对穷人慷慨大方，创建医院的经费大部分是类思的奉献。

    四、他们曾经服事过温州人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温州，除了办学办医这些大工程外，还做了不少改良社会、慈善救济的事情。这些死在温州的外国人，与那些离华返国的人一样，一百多年来为我们温州人做过许多令人难忘的善举。   1、办戒烟所。   2、天足会   旧时中国妇女都是裹脚的，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陋习，曾让千万妇女受尽了痛苦。所以，废除裹脚对妇女来说是一个解放运动。然而开始这项运动时，其阻力却是可想而知的。

    1873年左右，内地会曹雅直夫人开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以不裹脚为招生条件。第一个学生是个九岁的女孩，曹夫人很喜爱她。有一天女孩的母亲叫人带信来，说宁愿乞讨也不愿看着她女儿有一双大脚，她以为曹夫人会妥协，但曹夫人却一口拒绝，说如果要带走孩子的话，必须付清这些年来养育这孩子的所有费用，那母亲只得作罢。第一场废除裹脚之战就这样取得了胜利。

    1893年，偕我会的苏路熙也开办女校，也只有一条校规--不许裹脚，由于有的女孩重新裹脚，她没收了很多条裹脚布。当天气好时，她让女孩们在草地上嬉戏玩耍，她们尽情地跳跃着。“我意识到这就是‘天足’的美和价值。想到自己早期的努力是创造历史，我很高兴。我认为自己的工作意义很大。一个知道‘天足’价值的母亲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可爱的小脚被绑起来。她在我们的草坪上又跑又跳，享受生活的快乐，这是终生难忘的快乐感觉。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被剥夺这种快乐。”   除了在以“天足”为招生条件在女童中废除裹脚外，她们还在成人中开展这项运动。1893年，内地会的巴德丝蕾夫人听说顾安先生在烟台开展的反裹脚运动取得很大的成效，也开始了反裹脚运动，共有七十来位妇女参加。苏路熙也说：“许多妇女尤其是女基督徒，已经不再裹脚，也有不少上流社会的女子大胆地迈出这一步，这是‘天足会’的功劳。”

    3、盲人之家和老人院

    1890年曹雅直夫人把自己的两个房子奉献了出来，一个用来做小礼拜堂，以及给教堂中那一小部分非常贫穷而年迈的盲人安家；另一个则作为教堂里超过60岁的贫穷老人的安家之用。

    在《26年在中国》中曹夫人写道，“从那时起，我开始为独居老妇人和盲人提供住处。在教会里，我们供养了七八个盲人，他们无法挣钱养活自己，又没有子女照顾他们，当我看到他们被领进教会时，我的心中感到沉重。有一位八十岁左右的信徒，他不是一位盲人，但我也一直牵挂着他，当我们为他们提供小房间以供住宿时，这个老人不再担心自己会被饿死。我们所得到的奉献甚至比在英国时还要多，以至于我们可以负担起十位老人一年的所需。”

    4、多加会   据86岁的曹春芳老人回忆，她那时参加多加会（多加是圣经里的一个人名）和一些妇女在瓦市巷的外国牧师馆里为穷苦老人做衣服，全是手工缝制，连纽扣也是用布做的。她两个儿子在家没人带，就带过来由施德福院长的夫人陪着在高尔夫球道（草坪）上玩，那草很干净，就像地毯一样。

    5、霍乱中捐药   在过去，温州经常发生霍乱和痢疾。每当疫病大流行时，传教士们就做免费赠药工作，救了不少人。在《26年在中国》中，曹夫人写到1885年和1895年的事，“这是一个难熬的夏天，霍乱和痢疾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也捐了一些药物，救了一些人的生命。”“我们离开温州时（1895年9月18日），霍乱正在全城许多地方肆虐，特别是东门口出去那一带，已经有数百人因之丧生，我们的人也将药品免费分发给患病的人。”

    6、办孤儿院   1880年温州天主教董增德神父着手创办“天神会”，即孤儿院。董神父到茶坑巡视教务时，发觉个别教友家庭经济极端困难，赡养不了自己的子女，甚至发生弃婴，尤其是女婴。他于心不忍，就把弃婴收来带到温州城里，请保姆抚养，教她们手艺，成人后择配出嫁。

    董神父组织“天神会”管理负责人和其他成员，聘请黄岩人山莲担任首任院长。1897年岑山寺巷孤儿院会落成，孤儿迁入新居。“天神会”收养的女婴不断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多时达五十人。1918年，仁爱会修女接管了官办的育婴堂。直到1950年“天神会”解散，几十年来共收养孤女800余人。

    那些曾经默默服事过我们先辈的生命，他们的人生，因着奉献，何等美丽。当我们回想他们所做过的那些往事时，心里只有感激。如果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我们而死的国际主义人士，我们同样也应该记住这些服事过我们先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