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生命故事，以展示认识自己真相的难度。不像电子游戏，人生中任何重大的选择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后果，无法“重新来过”。可是，往往正当我们以为已经是个“破损货物”的时候，那“原主”却仍然能够整修翻新，重新使用。这就是恩典的人生。
“平衡”是真正的窄路
我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家庭，自小父亲管教很严，每天关在家里诵读古书，很羡慕邻居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胆子小，所以只好表面恭顺，但反叛心很重。这种处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个性：一方面跟着潮流走，一方面又很不甘心；一方面渴望寻找导师，一方面又对权威充满疑惑。一方面秉持乡愿道德，自扫门前雪；一方面又愤世嫉俗，希望冲破现状。我固然平凡得乏味，但却又求全责备，眼界很高，或许可以算是个不甘于平庸的平凡人。
感谢父亲在国学上的熏陶，让我自小对文史就有特别爱好。然而，因为害怕工作难找，于是又不情愿地选择理工科，进入人才济济的台湾大学。这个选择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
大学里，我深深被耶稣对浪子那种无条件的爱感召，这种不求回报的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找不到的，于是很自然地拥抱了基督的信仰。
攻读数学是件很枯燥的事，文史和哲学仍然吸引着我，于是常常在校旁的书店里浏览“解饥”。这时，我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特别是存在主义和罗素有关人文主义的写作，也开始对自己信仰的贫乏感到不满足，尤其对文化、理性、自由与宗教信仰间的张力感到迷惘。
这期间，我在大学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超人的舒醒》，藉着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写出人企图超越自己的悲剧，以及走出自己，面向造物主的豁然开悟。这篇文章受到苏恩佩姐妹的赏识。苏姐当时是《校园》杂志的总编，这是本代表台湾基督徒知识分子心声的杂志。于是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在《校园》上写稿。
苏姐走过很多地方，学识丰富，思想深刻，而且有着香港人热情、开放的个性，她对我相当关心，不时找我深谈。与苏姐交谈让我受益匪浅，使我稍微能够走出自我，以及文化的局限。我虽然还是从井底看世界，但至少是在往外看。
大学毕业后，因为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很迷茫，于是报考同校的研究所，以拖延事业选择。在上研究所这段时间，是我信仰路程的另一个拐点。因为信仰生活贫乏所面临的危机，我开始积极追求“灵命”进深，对倪柝声等人的著作爱不释手，并开始羡慕“灵恩”的经验。
积极追求“属灵”，导致我“轻看世界”。唯有教会内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只有灵命的成长才是重要的。这就是我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了解，把上帝的国限制在教会四壁之内了。这是我“圣俗”二分的时段，教会之内的事务都是“圣”，教会之外的都是“俗”，也就是“万般皆下品，惟独属灵高”。在“传福音”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注重效果远比注重真理重要。
记得有位广受尊敬的长辈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基督徒做生意做假账没有关系，只要好好事奉上帝，多多为救灵魂捐钱就行了。这位长辈还曾告诫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好好在教会里事奉上帝，婚姻上如果不幸福，就尽量去“应付”，以求在教会里保持爱主的好见证。这些教导都是引经据典，所以对我印象深刻。
此时，我把一切思想性的著作完全抛诸脑后，认为那都是“人”的东西，都是“无用的知识”，都是“属肉体”的骄傲。没想到，这种“属灵观”影响了我几十年。
就读研究所也是我写作贫乏的时期，因为觉得写作不是属灵的人所当关心的。苏姐看在眼内，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批评。可是，当我要出国时，她特别把手中刚拿到的第一本《若》（If）送给我。这本书是她翻译贾艾梅（AmyCarmichael）的名著。她特地附上一张字条，夹在书里，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我的信仰观需要平衡，劝告我不要放弃写作，不要让她失望：
这本书曾经多次帮助我，也将不断对我说话。我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就把它重读一遍，每次都发现它针对着我说话。正如我在扉页写的：愿这本书在你的经验里成为真实。
原来有意给你饯行，可以好好谈谈。真的好久没有跟你“谈话”了。可惜过去这段日子忙得太厉害，以致没有实现这个心愿。以后虽然不见得会常常写信，不过总会在祷告中纪念。
谢谢你过去在文字上的贡献，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的事奉。（不要让我们失望）
你将会有更多的、各种的经验，但愿这些经验---这是我从心底发出的最真挚的愿望--- 助你对神有更完整的认识，也助你的基督徒生活找到那平衡的据点。（我至终发现，“平衡”才是那真正的“窄路”。）
这些话让我动容。然而，她对我“平衡”的劝告，在我那追求狭窄的“属灵”的脑袋里装不进去，直到好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她早年的苦心。
出国深造当然是件人生的大事。可笑的是，我最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喜欢数学。可惜，这是我在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在台大做了几年副教授以后才体验到的。这或许就是我当初没有按照志愿选择专业的代价。
后来我终于发现自己对高性能运算感到兴趣，于是回到美国母校，改行攻计算机。这几十年来，在计算机行业里接触的都是最尖端的（超高速电脑）科技，所以也有一定的挑战性和乐趣。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这可能是我在职场上最快乐的时段。技术上的先进与表现刺激了我攀爬“企业阶梯”的雄心，于是逐渐从技术层面转换轨道，开始从事管理工作。
原以为，在管理的阶梯上可以更靠近决策中心，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没想到，位子越高，我就越不能得心应手。原来管理所需要的技能与搞技术完全不同，我既缺乏那种应付领导们的政治手腕，又狠不下心来做开罪下属的决定。我这才发觉，自己的长处原来不是管理，乃是做前瞻性思考和分析问题。
我对自己专业上的学习和工作总是当作“糊口”的工具，觉得与“属灵”无关。回想起来，我所奉行的，不过是“偏执的属灵观”，加上中国民情中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观念的结合。这种心态是背乎“追求真理”的原则，可以说完全误解了耶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从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中我体验到：如果要在工作上胜任愉快，除了能力以外，必定要带着热情，带着好奇心和使命感。这些都与个人的信仰息息相关，有信仰作支柱，才能有恒心和毅力，勇往向前。经验告诉我，以前那种偏执的“圣俗二分”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那把上帝缩小了。
由于看到当时我所服务的公司（硅谷龙头）逐渐失去方向，又看到在新媒体时代，“消费者（个人）产品”逐渐取代“大型企业产品”，成为新宠，我开始对职场失去热情。这时，内心对阅读和写作的饥渴开始涌现，我再次想起了苏姐当年对我的期望。逐渐地，饥渴转为强烈的呼唤，我终于在2011年初退休，专心从事阅读、思考和写作。
很多年前，在我出国进修后，苏姐有次还藉着《校园》杂志《编者话》一栏向我喊活，呼吁我不要放弃写作。这种关心、提携后进的态度，虽然并没有开花结果，但一直深埋我心，不曾忘记。后来苏姐回到香港，创办《突破》杂志，对青少年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可惜，苏姐在1982年因癌症英年早逝，在她的眼中我可能一直是个逃兵，这是我一生深感内疚的。
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胆子小，而选择走上文史的路，或者我能跟从苏姐的脚踪，在文字上作些贡献？人生路就是这样，航道一旦决定，就会影响终生。不过，纵然晚了，但还是比不做好。在精神上，我感觉如今真是如鱼得水，生活不多采，但却极其丰富。
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婚姻。其实，婚前就感觉两个人格格不入，并不合适。但是，我心中犹豫，既然已经交往这么久，分手似乎不近人情。其次，抱着希望，或许婚后会逐渐改善。第三，在一个强调“属灵”的气氛中，周围的人只关心“灵性”的热度，而不是兴趣、志向与性格的契合，对婚前辅导毫无概念。
结果事实证明，婚后的问题更为尖锐。但因为“属灵”的教导，从来不敢面对离婚的可能。不但如此，外面还要摆出“见证”，不让人笑话。一个破裂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是极大的。然而，一个要维持表面“和谐”的破裂婚姻，那个痛苦更大。
我深信，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往往两个人都是受害者。绝大多数婚姻没有所谓欺凌者和受害者之分。我不打算公开讨论我的婚姻，也不想在此讨论基督徒可否离婚的问题。我只能说，从失败的婚姻中我深深体认到自己的残破，也让我打心底认识到，夫妻必须勇敢面对现实，彻底解决矛盾。不能为了面子，为了维持外表的“见证”，因循将就，贻害双方。任何人生的破口和伤痕，如果不去面对，不去解决、弥补，结果不但会造成缺乏透明度，更是形成里外不一致，甚至导致品格破产，影响整个人生。
年纪越大，那些虚浮的东西对我就越没有吸引力，我就越发珍视对真理和真相的寻求，也更谨慎避免教条主义的误区。从经验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最大的障碍就是认识自己的真相。我们每天照镜子，其实可能并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
以我为例，我一直以为自己走在科技的尖端和前沿。90年代中，有次我工作的老板当面批评我，让我十分吃惊：“你没有冒险精神，总选择安全稳妥的路走，让他人去冒险。”这样，我才开始扪心自问，并且才意识到，我更关心分析利弊，帮助他人走钢索，而从不自己带头，踩上钢索。我也才认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领导。
还有一次，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你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第一、害怕，你让害怕限制自己的发展。第二、你太关心别人对你的观感，使得你无法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段话虽然不中听，却帮助我更了解自己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博客上的座右铭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是在提醒自己，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要。
我最近读到一则故事：有次，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一同去露营。半夜里，福尔摩斯把华生医生摇醒了，问他，往天上看，你看到什么？华生医生说，我看到好多星星。福尔摩斯再问他，从这些星星你怎样推断？医生点上了烟斗，慢条斯理地说：我可以推断出很多事情。从天文学来看，我知道天上有亿万个星系和星球。从星象看时间，我估计现在是半夜三点一刻。从气象来看，我知道明天一定天晴。从神学来看，我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和人的渺小。老友，你怎么看？
“华生，你这个笨蛋。有人把我们的帐篷给偷走了。”
人生充满了这种事例，我们可以把外界看得透透的，但就是看不见自己周边一些非常明显的问题。我们的盲点让他人吃惊。问题是，他人或者不肯说，或者他们说了我们听不进去。我发现，越是得失心重时，这种现象越明显。
我在企业观察到，往往所有其他人都一目了然，知道某人有了麻烦，但就是当事人还浑然不觉，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危境，总以为情况还可以回转。这就是人类的通病。我们被自己所蒙蔽，也被自己的文化圈子所蒙蔽。
以我为例，我自认是个真理的寻求者。然而，回过头来看，我骨子里追求的，有时并非真理，而是“成就感”，特别是“属灵的成功”。为了追求成功，我们不惜虚伪。我以前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只要信主，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以为只有我们拥有真理，其它人都是偶像崇拜者。原来连“自以为义”都是自我蒙蔽的假象。
那种以为，凡出于基督教的都是好的，或“用作好见证赢取自我价值”的想法非常普遍，也很有问题。任何信仰都不能自动提升我们的品格。我们不但只能从上帝的恩典入门，也只能依靠恩典而生活、成长，除此以外，我们无所可夸。基督徒并不比他人强。我能够稍微从那种狭窄的本位主义走出来，都是积累多年面对人类的虚假和自己的失败所得来的体会。真正的信仰，让我们敢面对自己的虚假和失败。
当年大卫王借刀杀了一个忠臣，夺人之妻。先知约拿单来跟他讲了一个富人欺负穷人的故事。旁观者一听，就知道，先知在“指着和尚骂秃驴”。但是，大卫王却浑然不觉，听了以后义愤填膺，要除灭那个富人（《撒母耳记下》12：1-9）。他正义凛然，却对自己的错误完全茫然无觉！这正是我们的写照。
有次，耶稣告诉众门徒，他将要受害。紧接着，两位门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向耶稣求情，让她的两个孩子可以站在队伍的前面，成为模范生。这件事引起了所有其他的门徒的愤怒和嫉妒（《马太福音》20：17-24）。这也是个很传神的例子。类似这样的争论在马太福音里记载了三次！我想，上帝正在提醒我们，我们看得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人世间的问题，常常出在这里。
我这几年来才开始体会当年苏姐留言的真意，她那时就已经看出我的偏执，从自己有限的经验作以偏概全的推演。在我所认识的前辈中，像苏姐这样真实又有洞察力的人不多，但还是有好几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谦卑、敬畏、爱人、真诚，再加上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厚重、朴实、忠诚。
越靠近21世纪，这样的人就越少了。多数人急功近利，总在想，如何能更成功，更能推销自己，或如何让自己的机构更成功。最近出事的赵镛基牧师和高维理弟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我的观察中，往往那些高举（宗派的）神学路线，或高举神权政治，或高举属灵恩赐的人，目的常不单纯。我接触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自我标榜，更是玩弄权术，里外不一。有恩赐而缺乏品格，待己宽而整人严，很少再看到那种恩惠、谦卑、宽容的情操。让人感觉，他们似乎比上帝还“正统”。我想，同样受到这些人伤害的一定不在少数。
回头看自己，经过种种人生的波折，让我比较敢勇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残破。不但如此，我也逐渐比较能面对其他信徒的错误，以及基督教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至于丧失信心。上帝的心比我们的都大，他不仅活在教堂四壁之内，他更关心人类全体的和共同的福祉。他的荣美和伟大远超过我所能体会的。
我认定，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奥古斯丁语），没有人能够宣称独拥真理。一个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不会去把持真理，也不会去操纵、扭曲事实和真相。如果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自然会超越宗派主义，以谦卑、宽广的心做真理的学生。我真正地体会了耶稣所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意义。
可以说，我终于从犬儒（愤青）以及乡愿（迎合他人）的两极中找到了支点：就是站立在那全真、全善、全能、全爱的上帝所设立的恩典中，不再被那些自划的，或是外加的圈子所限制，所牢笼。
那唯一能够支撑我们的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真理，不是成就，不是表现，不是粉丝的数目，不是点击率，也不是薪水袋的分量，或是事业的成功，或是“玩具”的多寡，或是在基督教界的声望。因为在上帝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
试想，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损坏的货物，穷得只有“接受恩典”的分时，退回原主不是太困难的事，只有上帝还乐意使用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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