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泰安道上修旧如旧的安里甘教堂再次引起世人关注。这座始建于1900年6月，后因义和团运动被迫停工，1903年正式落成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似乎“命中注定”多灾多难，落成30多年后又遭受火灾，建筑大部分被烧毁，历经一年的修复后才又开始使用……

　　虽然多难，时至今日“英格兰”译音的安里甘教堂，却是津城最幸运的建筑之一。据史料记载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除了军队最先踏入这片土地的就是传教士，当时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官府不得“刻待禁阻”，而且对于各国的传教士必需“厚待保护”。因此，英、美、法各国的教派，可以依靠这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以租界为依托，大力开展传教活动。当时津城有多少座教堂？没人详细统计过，但百姓流传的一句话，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1880年时，仅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就有58所礼拜堂或教堂。百年时光匆匆而过，天灾人祸、战争动乱等诸多因素，使津城大大小小的教堂基本荡然无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教堂建筑幸免存留，安里甘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创始人也许没有想到，砖木结构、钟楼耸立、尖券门窗，具有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安里甘教堂，百年之后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而且还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被无数摄影者收进镜头，被众多导演选为外景。前不久引起国人轰动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有一段很长很感人的情节，内容是日军要求拉贝从难民中找十几个女人，为他们提供享乐。当时数百名难民挤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荷枪实弹的日军虎视眈眈地守候在一旁。长时间的沉寂，惨白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一张张绝望又恐惧的脸上，这时有位女人高高举起了手臂，她愿用自己的生命和屈辱，保护她的同胞……这场戏就是在安里甘教堂实地拍摄的，电影里它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一座难民营，制片主任任杰说，即使在今天的南京城里，也很难有安里甘这样能够如此再现当年历史原貌的老教堂可供拍摄了。

　　由于安里甘教堂，让我们想到了它的创建人——史嘉乐，这个最早踏上中国土地的年轻传教士。史嘉乐1874年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与另一位年轻传教士吴梅里一起从山东烟台登陆中国。当时他们担负的使命是开辟教区，因为该会在北京活动10年没有成效，于是改变策略转向山东，把泰安一带作为大本营。肩负重任的史嘉乐，可谓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不仅自己“扎根”山东苦学汉语，而且还不远万里接来妻子。当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留着大胡子的他，穿行在大街小巷，先后建起一座座小教堂，不辞辛苦地主持礼拜活动……由于工作出色，1880年他被指派为圣公会华北教区的首任主教，1890年起兼任英国公使馆牧师，1913年退职后仍留在北京，1927年2月在上海患病辞世，生前著有《中华圣公会华北主教区的工作》(Church Work 1nNorth China)一书。

　　担任华北教区首任主教后，史嘉乐走出山东，先后落脚京津两地。从史料看，他在天津建教堂的时间早于北京，这是因为当时天津英租界发展很快，大批英国军人、官吏、商人涌入天津租界。而且英租界工部局1893年将租界内的咪哆士道（泰安道）一带的空地划给了教会。当时这还是一块泥塘，光推平泥塘就花费了白银1500两。教堂的建设不是很顺利。开始这里只是先修建了一座小教堂，最多能容纳60人，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后决定扩建，直到1900年6月大教堂才奠基。

　　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它的正名是“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可以说，这座教堂是史嘉乐继天津成功开辟后的又一“佳作”。他亲自请人设计蓝图并找工匠建造了这座带着明显中国“宫殿式”风格的教堂，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第二块就是1928年圣公会教民为史嘉乐主教所立的纪念碑。

　　无疑，中国的传教生涯让史嘉乐触摸了陌生的东方文化，同时也被这里的文化所感染。人们知道藏书票在中国的起源，一方面是由首先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留洋学生们开始的，另一方面就是由最初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引入的。一张张藏书票无意间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小小“物证”。2007年，署名国槐的文章刊登在《收藏·拍卖》杂志上，这篇文章介绍了史嘉乐的藏书票。文章说史嘉乐的藏书票粘贴在一本1900年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名著《理查三世》(King RichardIII)上，书票图案是由象征主教神权的高冠和十字架组成。这本书还是个“巾箱本”(仅有64开大小)，精装毛边、书顶刷金、封面轧花、版画插图，煞是可人，书中还有《大公报》学者张契尼的藏书印章，以及史嘉乐的继任者鄂方智(圣公会华北地区第二任主教)的藏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