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再度有媒体采访对家庭教会进行多年研究的社会学者谈中国家庭教会现象。凤凰卫视中文台旗下的《社会能见度》节目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专家于建嵘教授，谈中国家庭教会调查。

节目中关于家庭教会的很多话题是之前媒体鲜有提及的

《社会能见度》自称其“特色在于，围绕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主题，层层追查，毫不留情，既敢于触碰灰色地带和具有争议的问题，更对其进行深入解剖分析，直击真相，带来深刻的思考。”而此次30多分钟的节目中，主持人曾子墨与于建嵘教授谈到目前家庭教会在中国的面貌、以及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的发展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给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政教关系等等，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也是之前很多媒体鲜有触及的。

于教授根据自己的调查，家庭教会信徒现在有4000万，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文革中屡次打击中反而人数越来越多，很多农村中家庭教会也非常普遍，北京等城市也已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必须要正视它。主持人也最后表示：“正如法律所规定的，信不信教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但如果他们的组织没有一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无从谈及政府监管和组织的健康发展。两年前于建嵘还在极力地呼吁给家庭教会“脱敏”，如今已经可以有讨论家庭教会问题的宽松环境，也许不久的将来，家庭教会将会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该节目文字记录可点击凤凰网相关网页http://phtv.ifeng.com/浏览

调查发现：“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

于建嵘自己在家中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来收集和家庭教会相关的资料，他感到，随着近两年来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首先确认的是中国基督徒人数。他们所给出的数字是，认为家庭教会信徒“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而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

根据于建嵘的调查，家庭教会在1954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后来开始的打击也一直到文革之后，“三反五反”等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打击比较严重。但是他们在温州按调查时发现一个现象则是“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他对此原因的解释是“它有一个，它的教义中间有一个赎罪心理，就我遭到打击越严重，我离上帝越近，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带来了反弹，所以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我更有动力去发展人去入教，那么这个是反而发展得很快。”

基督徒坦率公开信仰 基层政府态度不一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比之前宽松的宗教政策，家庭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也发展起来。于建嵘教授介绍说，现在家庭教会的活动“基本都是公开的，我见到这些教会他们现在都不隐瞒”，他在湖南等地看到各地的基督徒用贴着感谢主的对联等“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基督教徒”。

而面对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态度。有的地方是“装作不看见”，有的是“以非法聚会的地方进行打压”，还有的就是最近所使用的令房主不得租聚会场所给教会等。“但是主要的方式还是比较软，比较软。很多的大量的地方，会装作没看见，没看见，我看不见。”

基督徒面对打压措施没有愤恨

主持人亦问到“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于教授表示：“不但描述过，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取缔他们的时候，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圣经》，寻找我们的上帝。”

持人继续问到：“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于教授回答说：“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我回答两个，第一个，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们只能接受它。另外一个说，我们向上帝祈祷，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很少有人问到说，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

家庭教会资金主要靠信徒奉献，并非境外资金

主持人亦问到“家庭教会活动资金怎么来呢？”于教授回答说：“也有人怀疑有些教会是不是境外资金，这个我讲心里话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这个也属于人家的核心机密，人家也不一定告诉你，但是我的了解，主要还是靠他们教徒的奉献。”

主持人继续问到：“很多人担心家庭教会会成为中国的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最主要就是境外资金由此来渗透，您有这种担心吗？”于教授回答说：“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担心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境外的资金渗透，它终究是有限的，而且你这个国家这么严密的控制，是吧，你的资金来源什么什么都控制。”

最担心的问题是登记、合法化等如何对待家庭教会的问题

他接着说到：“我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怎么对待它们，因为发展规模到一定地步之后，你怎么办，你怎么对待它。你比如讲北京的守望教会，人越来越多之后，你政府你不给他登记，那么你肯定要想办法对付他，政府怎么对付他呢，你是说要老板不租房子给他了，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冒着雪，站在雪地上做祷告，你这回怎么办。怎么对待它可能是我们目前的关键，我认为它稳定或者不稳定，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他表示，最近两年根据他的了解，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也曾经给中央提过三条对策，第一是合法化，“与其我们装作不看见，还不如合法地认可它存在”，第二是要它登记，第三是家庭教会的学校要公开化，不能搞秘密化，因为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是邪教最好的外衣。对于家庭教会，不需要用批准制，但可以用备案制。

秘密化是邪教最好的外衣 公开化合法化有利于打击邪教

节目中还特别关心“七灵派”、“三班仆人派”、“东方闪电派”等邪教和正规的宗教传播的区别，记者问到“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家庭教会，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为邪教，比如说像‘三班仆人案’。”于教授认为，“：‘三班仆人教’，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宣道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窗子盖着的。当然你假如都是能够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话，另外一批人来宣教的时候，说我们必须把窗户关了，怕政府打压，那么马上有人可以识破它，由于你政府的这个宗教政策，使另外一些有歪门邪道的人可能利用，所以他来说，我们要把这个窗户都拉开，拉起来，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信教，政府要打压，那么他在跟邪教，我的观点就是，秘密化往往是邪教的一个最好的外衣。”

于教授认为关于邪教和正规的宗教传播之间的区分是“应该要交给教会的事情”，教会和信徒自己会做出判断。他对于邪教的特点的自己的分析是：“邪教的特点主要有这几个特点，搞得很神秘，特别神秘，特别神秘，好像天天马上要遭到打击一样，为了所谓逃避打击，搞得很神秘，神秘是它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就是说，它一般的有一个相对而言，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组织系统，说我必须服从什么人，服从什么人，谁管理，这个有个组织，有一个上下关系，第三你一定要付出，是吧，不管你是不是自愿，通过想尽一切办法，你必须要付出，是吧，或者给钱，骗钱骗色是最主要的两样东西。”

精英们不要把基督教当工具，政府也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社会也不要把信徒当异类

主持人最后还问到”还有人担心家庭教会大规模地发展，会对中国现有的执政理念造成影响，特别是如果一些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加入某个家庭教会，让整个组织为自己所用。”对此，于教授表示：“这个担心现在是可能执政的人最重要的担心。实际上也不可怕，因为根据我对基督教的研究，我曾经讲了这么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精英们不要把基督教当工具，比如搞民主也好，搞什么也好，大家不要把它当工具，它应该归源于一种社会生活，那么政府也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因为宗教是没办法通过政府的公权力来消灭的，社会也不要把信徒当异类，更多的信徒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他不是想为了，我加入这个东西我将来得天下，没有这个想法的。”

而对于宗教和政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于教授表示说：“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是扯不清的关系。从历史到现在，宗教，因为宗教发生的战争，因宗教带来的迫害，世俗权力和宗教之间的，对宗教的利用历来是没有能够完全把它分开，但是越来越到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关系，是这么多年来，许多现代国家处理宗教与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准则，政教要分离。所以讲我为什么提出那个观念就是这个意思，要把它回归到一种社会生活。”

30分钟节目中未采访一位基督教领袖或教牧同工发表看法

30分钟的节目对家庭教会并未给出清楚的定义，对家庭教会自身的信仰告白、教义等也并没有介绍，主持人与嘉宾则更多是从家庭教会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的，其中特别关注家庭教会是否会成为“邪教”的土壤的问题，举出有关的都自称是基督教、但被公安部定性为邪教组织的“三班仆人派”与“东方闪电派”在黑龙江因为争夺信徒而造成的一些命案等，并由此谈到家庭教会现在的规模以及内部结构。但基督教正统教派早已多次重申这两者都属异端，并非基督教，危害严重，信徒需要警惕。

节目在介绍家庭教会的情况时也主要使用的是一些农村家庭教会聚会的镜头，同时关于一些家庭教会的重要问题节目也没有采访任何一位基督教的牧者、领袖或者同工等表达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或看法，如他们对于当前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信徒人数、他们认为“打压越大，发展越快的原因”、基督教与邪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等，而对于这些问题，多位基督教领袖、牧者或同工都曾透过文章、书刊以及其他方式清楚表达过不同或者更加深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