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施福（James WhitfordBashford，1849―1919），是美国美以美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U.S.A.）1904年至1919年间派驻中国的驻区会督

(ResidentBishop)。昔日燕京大学的行政楼――贝公楼（BashfordHall）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文亦译作施德楼。1952年以后，与燕大合并后的北京大学也一直将其作为校长办公楼使用。贝施福究竟何德何能，竟使燕大在校园中心区域的标志性建筑上永久地镌刻上他的名字？随着相关研究的展开，问题的答案也逐步水落石出。

　　贝公其人

　　贝施福中文名又译作柏赐福、贝施德、贝福瑞，1849年5月29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他于1873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并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又到波士顿大学学习神学和修辞学，同时担任传教士和牧师。1878年获得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后，他曾先后在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和纽约州的五个教堂任牧师，期间由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受到了一些教会大学的青睐。他于1889年接受了有美以美教会背景的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对他的聘请，担任了该校校长。在任15年中，他广泛募集资金，建设现代化教育基础设施，同时延聘一批名教授，有效地提高了学校的学术水平。

　　1904年5月，贝施福被选为美以美教会主教，他随即申请去中国传教，获准后成为美以美教会第一位真正的中国驻区会督。在此之前，负责中国差会的美以美会督只是每年一度到中国各差会巡视。从1904年到1918年，贝施福除了回美述职或度假外，这其中14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18年秋，贝施福因健康原因回美治疗，1919年3月18日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逝世。

　　贝公与燕京大学

　　早在187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1836―1908）就建议要统一教会学校教育并进行分工，最初是基于节省资金、资源共享、加强力量、提高教育水平的考虑。从传教士提出基督教联合办学的主张，到美以美会、长老会、伦敦公理会、美国公理会这四个教派联合组建的燕京大学初现雏形，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漫长时间。贝施福作为拥有学校较多的美以美会的会督，一直积极倡导和促进在华基督教各教派的联合办学，燕京大学的创建就是其重要的贡献之一。

　　贝施福的传记作者、1924年美以美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格罗斯（GeorgeRichmond Grose）曾翻阅过贝公的笔记本，发现其中记录了1911年3月25日讨论过在北京成立一所基督教联合大学的事情，而这里所指的基督教联合大学就是尚未孕育成形的燕京大学的胚胎。贝施福写道：“今天，3月25日，我们召集了一个由英国圣公会、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英国公理会代表出席的会议。我提出的支持建立一所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决议得到了一致采纳，我们今天创造或见证了历史。”

　　1916年，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开始合并，合并后的汇文大学是后来燕京大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合并前的汇文大学1890年在纽约州注册备案，正式成立。它早在1888年筹建时就由美以美会福勒主教（C.H. Fowler）取了英文的校名“Peking Universty”。刘海澜（Hiram H.Lowry，1843―1924）1894年担任校长以后，强调提高学校的学术标准并扩大其影响范围。汇文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于1892年毕业，共5名学生。1905年，在校学生共有204人，其中男生139人，女生65人。它是美以美会也是新教高等学校中质量较高的一所。

　　学校合并也遭到了美以美教派内的一些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教派的利益牺牲太大，合作管理的困难太大，政策的变化太激烈等等。贝施福坚持认为，增加教会大学的设备和提高这些学校的标准，都有赖于教派联合办学。在贝施福的坚持下，在刘海澜校长和贾腓力（FrankD.Gamewell，1857―1950）干事的努力下，汇文大学一直与其他教派商讨合并后新建学校的校名、校址和校长人选。讨论的过程是艰难的，1919年5月，于贝施福逝世两个月后，以燕京大学代校长刘海澜代表的美以美会的退让为前提和代价，合作各教派在校长、校址和校名等问题上终于达成了一致。由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重新选址，并确认燕京大学的校名。由此，燕京大学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为一位来华传教士，贝施福的最终目的是基督化中国，而联合办学是其梦想联合教化中国的策略。同时，作为一位富于经验的教会高等教育管理者，他敏锐地感到当时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亟待提高，而提高水平最经济、最迅速的办法就是联合办学。从教会大学的历史评价来看，联合办学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学者卢茨认为，联合办学之前的许多学校“常常自命为大学，尽管学校里很少甚至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学习没有程度之分，在预科里的多数学生、老师和课程既没有大学的气氛，也没有大学的学术标准。但由学校发出的报告自然又都倾向于尽可能地把创办日期说得早一些”。联合办学开展后，“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如何提高学术水平的问题，在20世纪前25年期间取得了很大成就。”

　　贝公的赠书

　　贝施福在美国逝世后，他在中国的藏书遗赠燕京大学图书馆。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燕大特藏中，还能找到100余册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在1933年编定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中，介绍了燕京大学的两个特藏，其中一个就是西文东方学文库，并说明这个收藏是“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西文书籍。至1933年，共有4279册。其中一部分为前贝主教所赠”。概况中还特别指出，“这个特藏中多为孤刻珍本，为燕大特藏之始源。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对于该类书籍，特加注意，数量与质量，都有一定增加。”燕大的工作统计表也把“东方学书”单辟一栏，以示区别，并存放于特别图书室，此特藏为燕大图书馆的一大骄傲。1952年新北大组成之后，继承和发展了燕大的这个特藏。它将老北大、老燕大东方学书籍合头，并不断添加新收藏，这个工作因“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时，已计有1.1万多种。贝公的藏书已成为北大西方汉学图书的源头和嘉惠学林的珍贵历史遗产。

　　贝公的贡献

　　费正清曾经说过：“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然而，对这些“最有意义的人物”的评价却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的确，他们基督化中国的妄想带有强烈的文化侵略特征，突出地体现了近代中西关系的不平等性；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情感记忆中永远地留下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一页。然而，近代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与影响又是复杂而多重的。他们既是文化侵略者和殖民军，又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当中有不少像贝施福这样的自由派传教士，把兴办教育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之一，体现出传播社会福音的取向。历史证明这些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贝施福在筹备燕京大学早期的教派协调和斡旋中作出的贡献是新教各教派共同承认的。为燕京大学的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司徒雷登校长同意以贝施福的名字命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对他功绩的认可。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曾出版过一部介绍民国时期中国13所著名基督教教会大学的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