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笔者有好几次曾公开自己的属灵负担。那就是做中国神学研究的负担。这个负担是在我念神学专科的时候便已经逐渐萌生的，后来在上帝的带领下，使我有机会继续求学，在学术上不断成长。今天我想将自己成长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盼望上帝能继续带领，让我有更明确的方向及更明晰的创见，借着这小童的五饼二鱼成为他人的祝福。
一、我的萌芽期
笔者九七年底信主，在家乡的一间小教会受洗并参与服侍。笔者的母会也是宣教士建立的，有百余年历史。做礼拜的人大概有两三百，以老年信徒居多。笔者信主那年还不满十八周岁，是教会中不怎么多见的“小青年”。故此也深受大家的爱戴。我们教会有两位长老，但对我影响比较大的那位老长辈却不是长老，尽管按资历来说，他早就可以按立牧师。因为他是徐思学牧师的同学。徐牧师在早年的时候就希望他能接受牧职按立，可他拒绝了。因为他说，圣经明明教导我们，不可受师尊的称号。这是一位十分敬虔的长辈，有点严肃却显得平易近人。长辈晚年得子，其子只比我大了没几岁，受他父母的影响，谈吐举止十分敬虔。更感恩的是，长辈培养了许多爱主的青年同工，他的学生便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上面提到这位长辈不愿接受牧职按立，实际上是因为长辈受到了基督徒聚会处传统的影响，我作为他牧养的小羊，又作为他学生的学生，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笔者在两千年进入浙江神学院修读全日制的神学专科课程。在读神学前，这位长辈的其中一位学生劝勉我，要我尤其留意老师在讲课过程中所提到的属灵教训，至于其他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故此，我这三年时间基本上只对属灵的教训与属灵的书籍感兴趣，神学方面的书，基本上一本也没碰过。至于圣经课之外的那些课程，什么语文、英语、政治、哲学等，我基本上都把它们当作世俗的知识而加以抛弃了。
那么，如此偏激的我，后来又怎么会对神学研究感兴趣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吧。首先，这跟我在经历上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之前的我十分偏激，总想找什么便捷的方法，以便在灵程上一步登天。我的祷告也由悟性的祷告开始进入到一种无言的冥想中，希望透过冥想可以经历到上帝那真切的同在。虽然我很渴望变得属灵，可是这样的追求仍没有使我突破自己的局限，反而还伴有某种程度的压抑感。就这样，我开始趋向理性的思考。其次，这跟那几年发生在中国教会中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很有关系。我记得神学院经常开这方面的研讨会，很多同学都感到难以接受。其实，那时的我完全是个“信仰小白”，什么都不知道，至于神学思想建设会议，我看到很多同学在打盹，也就没认真去听了。不过，在寝室里，我常常能听到同学们有关这件事的讨论。什么淡化因信称义啦，什么自由派、福音派啦。他们所说的这些，我之前从没听说过。故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基督教神学有了初步的概念。
二、我的成长期
浙神毕业后，我就回到了母会做专职传道。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涉猎跟神学相关的书籍。许志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与葛伦斯、奥尔森合着的《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对我的帮助十分巨大。因为这两本书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对基督教神学真正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零八年我得到了一个进修的机会，便辞去了教会的工作，专心攻读硕士学位。我是一一年八月份毕业的。从零八年初到一一年八月，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实际上，我比我的同学晚了一年毕业。但这一年的时间却比前面的两年更加重要。因为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到了更宝贵的功课，就是如何写论文。我的同学基本上花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论文写完了，可我却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没有认真聆听论文导师的建议。虽然写了十七万字的文稿，却落得个重写的下场。虽然重写的滋味真得不好受，但我还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这一次，我将论文的题目收窄，并且每写完一章就寄给老师查阅，在得到老师的允许后再撰写其余的部分。这样的操练，不仅让我稍微掌握了写论文的技巧，也使我学习了谦卑的功课。一二年六月，我又获得了另一个进修的机会。当时的我虽然已经换了一间教会服侍，但那次的进修对于我的服侍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不是全日制，而是走读的形式。一年两次，一次一个礼拜，三年后，再一次顺利毕业。
有了这几年在学业上的积累，我对中国神学的理解与负担越发变得清晰起来。我开始关注中国教会老一辈领袖们的着述。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中国神学的先决条件。更何况我们这辈人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传承乃与这些前辈们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岂不更当重视他们的思想，仔细研究，务求能整理出完整的框架，以便使其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吗？我对赵紫宸、贾玉铭、倪柝声等人的思想都有兴趣，期盼能得到更为详实的资料去研究他们。当然，有人会说，这个时代所处的环境跟他们那个年代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过时了。相反，历史必然有其延续性，处境也会有相似的一面。即便他们的思想与这个时代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但他们做神学的方法，其对圣经与属灵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处境的考量都是十分重要的参考，有着珍贵的借鉴意义。
三、我的期盼
记得在刚出来服侍的那几年，我很想专心以教导圣经为主要的侍奉方向，可是当时的我没有得到同工的认可与支持。经过若干年的服侍后，身边的同工基本上都认为我有教导的恩赐，建议我最好能在什么地方做神学教育。实际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跟他们对我的了解还是不完全一致的。在很大一部分同工的眼里，作神学教育与牧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他们眼里，作神学教育是一件整天跟神学理论打交道的事，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而牧会是必须要跟信徒的实际生活打交道，是不适合说理的服侍岗位。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十二分的不赞成！
虽然我也承认做神学教育与牧会是会有某种程度的张力的，但那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就是对立的关系。这几年下来，我对神学教育、神学研究的负担一点都没有减少，与此同时，我对牧会的服侍也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只有在牧会的过程中，我才能遇见最真实的信徒，才能从他们身上，也从自己身上看到我们生命中以及教会中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离开了牧会，离开了信徒，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就会变得十分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信徒真正的需要，不了解教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出现道成肉身的中国基督教神学。
故此，我的期盼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我期盼能专心以研究与教学的服侍为主；其次，我期盼，仍能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投入在教会的服侍中；第三，我期盼能多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与相关领域的专家有所交流，以便拓宽学术的视野。
小结
一六年下半年我接到社科院唐晓峰博士的邀请，要我在年底去北京参加由他们主办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到会后，我发现自己的学历在所有参会人员的名单中是最低的。一九年上半年我接到全国基督教两会办公室的电话，要我去曲阜参加体验营活动，到会后我发现自己的资历在所有参会人员的名单中是最低的。这两次都是高规格的会议，为什么让我这个如此不起眼的“小不点”参加呢？这两次会议，我完全是被邀请，自己从来没有争取过什么。另外，会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故此，我只能认为那是上帝给我历练的机会，让我能接触各界不同的人士，以便拓宽视野，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另外，也使我看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可以被上帝使用，并且因为他什么都不是，就可以更加放得开，去表达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一切。
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中，我必须承认自己受到过倪柝声神学的影响，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三元人性论，但由于我所服侍的两个教会（一个是我在余杭的母会，另一个是鄞州的教会）都有着倪柝声神学的影响，故此，我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就是将人分为“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将属灵的追求分为“里面的追求”与“外在的追求”，并且相信“对付老我”是成圣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另外，我也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因为我之前的同学有很多都是温州人，他们对加尔文的推崇也影响到了我。故此，我也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论以及改革宗的唯独上帝的荣耀等教义。不过，我不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不愿意将预定论作过分的演绎。我赞成改革宗将新约的教会取代旧约的以色列，然而在千禧年问题上却仍然倾向“前千”。另外，我也十分赞成加尔文对福音与律法的诠释，认为这种诠释对中国教会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对于婴儿洗礼，至少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接受。至于，体制方面，我赞赏改革宗的议会制，赞成分权而治，同时也认为不一定非得照搬西方的模式，可以在中国处境中作适当的调整。
故此，我该如何评价自己呢？只能说，在现阶段，我的思想还没有成型。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神学立场做个评估的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自己还只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而已。我对做中国神学研究的负担可以肯定的是，我绝不是自由派的基督徒，因为我对圣经的无误与权威至今仍深信不疑。我也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以及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经信条。不过，我也绝不是基要主义者，因为我对现代文化、科学、哲学等乃持开放的态度。即便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愿意抱着同情的心与他们展开对话，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我盼望将学术与生活、侍奉融为一体，我也期盼能在继承西方正统教义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进一步发展出中国神学，使得中国教会能继承普世教会的属灵遗产，同时又能有自己的特色与独特贡献。
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能不能找到同路人，可以为上帝的国一起努力？
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思考建构中国神学的事吗？
我对做中国神学研究的负担
一个乡镇传道人的自白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