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帝及其王朝是否可以说是无神论的政权？显然，此说不能成立，中国从来不存在相信无神论的皇帝。如果存在一种宗教化了的官方信仰，它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儒教。儒家学说自汉代被置于“独尊”的官方信仰的核心位置之后，经宋明理学的集成、系统化，几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从形式上看，儒家思想不是建制性的宗教，但它的地位远在各种宗教之上。儒家思想为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所做的贡献是中国任何宗教、任何其他学说、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人可以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学说早已被历代皇帝“宗教化”了，儒家经典具有超越时代的宗教权威。清代思想家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法杀人”尚可救，“以理杀人”无人可救。在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中国封建礼教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儒家思想称为孔教、儒教。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无论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是否被称作宗教，维护这样一种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无疑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益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不以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宗教”为国教，没有与佛、道等宗教搞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但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实际功效上，并不缺少宗教化了的精神支柱与信仰基础。

 

相对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单一信仰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在信仰的选择上，则有着较大的空间：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与政治主张（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抱负”）结合在一起，立志“治国、平天下”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场，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只有精神追求而无政治兴趣的人可以作为文人儒士，著书立说；如果有人觉得官方信仰不足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再加上佛教或道教等建制性宗教作为补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大众除了可以实践孔孟礼教的伦理道德之外，在信仰方面，还可加入或创造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这样，中国古代就有了一套不同层次的立体的信仰体系。站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是帝王们极力推崇维护的官方正统信仰——儒教；中间是有形的建制性宗教——佛教、道教；最下面的是活跃于草根层的民间信仰。不同等级的人，可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相安无事。把这三层信仰连贯起来的是以方块汉字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整个社会的信仰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家与国、朝廷与百姓、个人与社会在信仰认同和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上，并无冲突，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是连续的、有效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换的是皇帝，是名称，不是信仰，不是价值观。古代中国，也几乎不存在“信仰缺失”问题。

 

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信仰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了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中国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随着西学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巨变。1919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中国人开始考虑“今天我们信什么”的问题。信什么？作为个人，老百姓可以继续相信儒、释、道，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或民间信仰；但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家必须被端掉。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以此填补或置换原有的封建信仰体系。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被砸烂的封建传统的精神支柱面前感到迷惘，在各种新兴的“主义”面前感到兴奋与恐惧。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政客的无耻、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掠夺，加之旧有社会瓦解后的失序，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痛苦。“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此时，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介绍到了中国。从信仰的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正义、反对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政治主张，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命运是坎坷的，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发展在中国进行的并不顺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于中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存在着大量文盲、缺乏产业工人的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不合时宜。

 

毛泽东，应运而生的伟大政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理想主义与功利本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毛泽东没有把精力放在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上，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经过了曲折复杂、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后，中国***终于达成了举党一致的共识，承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最具权威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向文盲为主的农民推行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极为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也许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而毛泽东却能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出红色根据地？其实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简化到了任何人都明白，都可以将其作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为之奋斗的——十分有吸引力的理由。剩余价值、政党、国家，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些过于深奥的概念。农民需要通俗易懂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的政治主张，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成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拥有千百万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徒支持、参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当然，毛泽东是不允许加入了革命队伍的农民把信仰永远停留在给自己分得一块土地，为自己复仇的个人功利层面上的。有了信仰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需要把信仰的对象与目标及时地宗教化、神圣化。毛泽东知道要让红军不同于土匪，就必须让这支队伍有十分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必须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必须能够成为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高度宗教化。每一个红军战士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革命目标的正确性，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由***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是“无比美好”、“无比壮丽”的，是值得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与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人，必须完成从普通人到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在思想上接受和确立宗教化的信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无数人树立了新的“信仰”，明确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