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建道神学院学者梁家麟博士从80年代至90年代末专注收集农村教会资料，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1999年香港建道出版社）。该书“就农村教会作为中国主流的现象，探讨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和挑战。”本文根据近年来调查所得，重点研究农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回应梁书。

　　一、农民和农村的历史命运

　　从世俗层面考查，农民教徒和非教徒农民都生活在农村，依附于土地和农业经济。农民教徒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社会地位的变迁，是同非教徒农民基本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耗费三年时间调查研究了2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认为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通常说的白领阶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和私人企业老板会“大大扩张”，而过去的产业人员和农民会大大减少，要么成为待业者，要么转化为别的阶层。

　　城乡关系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欧洲的中世纪以庄园经济为中心，基本上无所谓城乡之别。真正的城市起于13-14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批批的新型城市，拉开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9世纪电的发明和应用以及现代化的交通、产业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这样，农村的城市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重要指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很高，而在我国，明清时代才出现资本主义城市的萌芽（如松江、宁波、泉州），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才出现近代的城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城市人口才5765万，占总人口的10.6％；农村人口48402万，占89.4％。[1]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广大农村可以不依托城市而存在；反之城市却离不开农村。从1949年至197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而且曲折反复。1952、1957年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12.46％，15.39％。1960年最高达19.45％。从1962年至1975年下降为17.33％，12.20％。可是1978年以后上升很快。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公布的数字，1978年全国标准化城市为193个，1990年增至464个，2000年达659个，平均每年增加20个。城市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00年的36.32％[2]。其发展速度，1970-1980年平均每年3％，1980-1995年平均每年4.2％[3]。1983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镇建制以后，全国的城镇从1983年的2968个，增至1988年11481个，1999年19216个。此外还有3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这些城镇和集镇在上述城乡人口统计中属农村人口。但是其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像经济发达、发展迅速的浙江省，2002年全国“百强县”共26个，即四分之一强。2003年又增加了4个。有的城镇经济实力非凡，如义乌县是全国小商品集散地，那里一个镇年产衬衣6亿件，远销海外各地。绍兴小镇杨泛桥，有4家公司（浙玻、宝业、永隆实业、精工科技）的股票先后在香港上市。[4]

　　显然，现代的中国根本不同于上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任何意义（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目前大量存在的（多为内地）农民身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因为不论是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或民间信仰的崇拜者，他们都生活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世界上，深受经济体制变革的影响。

　　二、农村城市化处境下的基督教

　　从1995年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各宗教的走向做了专门考察，还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设计了26个问题，184个（后改为187个）选项作了统计。原来的农村教会和农民教徒，大体上有三种变化模式：

　　1.龙港模式

　　1984年前，温州苍南县的龙港是五个渔民村，那里只有一个河底高天主堂，有渔民教徒20户左右。1984年4月设立龙港镇后至1985年5月，有从乡下迁到龙港的13户自立会教徒和近20户内地会教徒。过了10年，这里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城市。城区有3个天主堂，共2000多户，3000多天主教徒，新教教徒有6700人。龙港主恩堂抽样调查显示，242名教徒中，15年前从事农业的66人，个体经营49人，私人企业、高级职员兼股东董事者，共2人。2000年从事农业仅2人，个体经营者发展到122人，私营经济“老板”增至14人。原先许多农民教徒现在成了私营公司老板、个体经营主、高级职员、雇员等等。几户从事农业的教徒，也改变了种植，他们为市场从事养殖，发展蔬菜基地。这里，原来的“农民阶层”都消失了，教徒与非教徒一样改变了身份。有的成了十大阶层中的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这些都是有钱的，有身份的阶层。还有的成了雇员，受雇于人，自己无资金，无产业，也无土地。

　　从教徒的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e）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看，龙港模式的教徒已失去了农民的身份。龙港成了全国百强名镇，也已不像是农村。这里的教会也已不是农村教会。其情形颇像13—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原来是一片荒地，周边庄园主和教会都不把这片地划为领地，后来成了沿海重镇。如今的龙港教徒们，同非教徒一样也主张将龙港变为温州市的直辖镇，摆脱仓南县的行政管制。个体经营的教徒同非教徒一样沿街建有四层楼房，一层做店铺或加工厂，二三层作居室，四层放东西。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生活。

　　这类地区的农村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城镇扩大影响，有的农村教会如今成了市区教会，教徒成份变化大，不少农民身份教徒改变了职业，成为从事其它职业的城镇人口。扩大后的郊区教徒两种成份都有，有的是农民身份占多数，但是改变了农业结构，放弃了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为城镇服务。在宗教生活方面也受制于城里的教会，深受城里人的影响。有的年轻人还喜欢骑上摩托车到城里教堂做礼拜，认为那里热闹，活跃，讲道水平高。有的人认为那里更能满足灵性的需要，而农村文盲、老人太多，拖儿带女，吵吵闹闹，没有牧师或神父。

　　2.平阳模式

　　平阳县是温州的一个县。1949年前各种宗教都有。天主教有四大堂：萧江堂、昆阳堂、鳌江堂、钱库堂，分属于四个镇。中国近20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原来的省府（如杭州）、地区所在地如宁波、温州，县府所在地如平阳的昆阳镇和鳌江镇“旧貌变新颜”，陆续拆掉旧城，改建新城，同时扩大市区，将周边农村并入城市。这样大批原来的农民土地被征用，耕者成了市民，改变了职业。即使是仍从事农业的人，也改变了农业结构，从种粮养活自己改为面向市场。那里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无一例外转向市场经济。笔者在《市民身份基督徒研究》[5]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天主教研究报告》中提供了平阳和温岭的具体材料。这里的农民教徒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像上述龙港镇的情况，有一部分正在成为从事规模经营的“农场主”，有的仍种自己的一份土地，但改变了种植，而且家庭成员中年轻人出外，老年人在家种田。完全超脱市场经济影响的教徒，我们至今未发现。温州“某村”都是教徒，但是全村都做生意。只有民间宗教“罗教”中分化出的一支，躲进偏远山村，追求“世外桃源”生活。道教中正一道完全世俗化，另一支全真道守道观，也无法超脱。最典型的是平阳县钱库镇的京城隍，民间宗教与道教混合建庙生存。

　　我们编制的问卷第10题是“近20年你的职业有什么变化？”共分5个年代段落（1980-85，86-90，91-95，96-2001及现在）。新教选了温州市平阳县沿海中部、西部山区共4个堂，抽样比例为50％，回收有效率在90-97％之间。新教4个堂点2002年的职业构成如下表：

　　对上述统计说明如下：

　　1.上表中上埠堂、永源堂现已在城镇内，所以从事农业的教徒少，上埠堂于1980-85年有46名教徒从事农业，1986-1990年降为35人，1991-95年降为15人，1996-2000年仅6人。原因是经济发展了，原来的农村城镇城市化了。而且农业结构也变了，主要是从事为市场服务的渔业和蔬菜种植。永源堂的情况更典型，1980-85年间那里还是管辖农村的乡镇，有91名教徒从事农业，后来递减为64人。20人，5人。

　　2.永平新堂和池马堂建于郊区与农村接合部，所以从事农业的较多，但农民身份教徒呈递减趋势，分别从59人降为44人；84人降为38人。而且个案调查和普查显示，过去他们主要是种水稻，自养自给，如今主要是面向市场。由于单位产量比1983-84年解散人民公社时提高了一倍以上，所以他们可以用2/3的田种蔬菜和淡水养殖，有的人把田租给别人种。

　　3.中国的行政单位指市、县、镇、村体系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指学校、医院等。这些部门的教徒历来较少，在西方及1949年以前的中国，医院系统的教徒较多，然而当代中国大不一样。

　　4.温州的个体经济出现于70年代末，17年来呈上升趋势，4个堂第四纵栏统计，分别为35∶173=20.3％，54∶176=30.6％，71∶196=36.2％，35∶189=18.5％。

　　5.温州从80年代开始就搞联合企业、股份公司、大型批发市场。从问卷10的统计可以看出，上埠堂和永源堂17年前尚无大商户教徒，12年前各有三、四个人，而在2002年分别为14人，24人。

　　6.上表中纵栏第4、5、6都是私人经济发展的产物，三栏相加分别占总人数的56％，45.4％，62.7％，55.5％。农业这一栏也全是私人经济，其它职业一栏也是私人经济，可以看出在温州不下70％的教徒都以私人经济为基础。

　　平阳县的天主教，我们用同样的问卷也调查了三个地区3个堂点，时间是2000年。统计如下：

　　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如今远不如新教人多且经济雄厚，堂点也较少，所以不像新教突出，但从上表还是可以看出县城所在地（西坑），中部河谷地带城镇（前仓镇）及两县（平阳县、瑞安县）接合部（林洋堂）的差异。过去大多为农民身份教徒，如今农民教徒分别占21.84％，56.3％，62.83％，总平均为46.26％。

　　3.浙西天主教村

　　浙西衢州府所属衢县、江山、龙游、常山等县有一批天主教村或天主教徒占相当比例的村落，我们在《麻蓬天主教村270年变迁史》[6]中有详细介绍。这一片农村天主教村落是以麻蓬村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有着共同的经历。1949年前，他们同非教徒一样交租纳税。1949—1983年也一样经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享有土地使用权，他们同非教徒农民一样热烈欢迎。中国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后，这一批教徒村在经济生活方面都是跟着非教徒农民走：第一，学他们改变农业结构，种柑桔、养猪、养鱼，面向城镇市场；第二，学他们搞小作坊，在村镇做小生意，；第三，他们先是将桔子卖给中间商，后来有的年轻教徒也学做经纪人；第四，周边农村农闲时出外打工，妇女在家搞来料加工，他们也跟上了。第五，向城市和邻近城镇转移富裕劳力，到城里寻找职业；第六，他们赚了钱也都盖砖房。婚嫁仪式不同，但是婚嫁的“几大件”是一样要的，甚至有的也在攀比；第七，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也都受制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即使是边远山村，他们也在寻求“致富之路”。

　　麻蓬天主教村是这片天主教村落的典范。历史上傅姓出过6位神父，王姓也有5位。它所从属的石梁镇，山地适宜种柑桔。1985年耕地共560亩，全种水稻和杂粮，1989年跟随临近非教徒村，450亩种粮，110亩改种柑桔，同时另开辟136亩柑桔地，90年代初全部改种柑桔。1999年全村332户，1100人（男551，女549）。每户年纪大的种柑桔，年轻人农忙时帮忙。此外，有一户承包水库养鱼，20多户以养猪为业，1户办水泥预制板建材（这户全村最富），4户年轻人充当柑桔经纪人。农闲时男女年轻人外出打工，有的在城镇找到了职业，年纪大的在家搞来料加工，还有2户搞短途运输，几户有一技之长的木匠、泥瓦匠、竹匠游闯邻近各村。2003年我们又派一位研究生去调查，发现衢州市区扩大，石梁镇已划入郊区，外出打工和谋职者更多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柑桔经纪人办起了合资公司，经销柑桔及其它水果。地处石梁镇另一侧的天主教村直坞里一半以上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任职。由于无神父主持主日礼拜，上教堂的人比麻蓬村还少。外出打工的人，多人挤在一个工棚，其中多为非教徒，根本没条件过宗教生活。而且老板或雇主也不给主日的假期。他们中有的人自己读经、祈祷；有的人淡化了宗教观念。

　　三、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路

　　基督教未能改变从罗马帝国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也未能改变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要研究和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向。首先是研究，其次是适应，不了解中国当今的深层变化的人，往往将中国的现行的宗教政策、法规看得重于一切，我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世俗化，和市场经济对宗教的影响，将是一个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长久的要素。

　　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必然削弱，诚如Peter Berger所说，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笔者提出，从宗教史看，面对世俗化社会，宗教可以有几个走向：1.融入世俗社会；2.反世俗化甚至发展到反现代化；3.超越世俗化（Beyond Secularization），达到新的境界；4.“消解”世俗化，走向后现代化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中国一旦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就会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农村必须日益现代化、世俗化。浙江的现在农村就是未来内地的农村。农民教徒的走向：1.融入世俗社会，这是主要的趋势；2.反抗世俗化，回归计划经济时代，这没有前途；3.超越世俗化，达到灵性高级境界，少数高僧、圣徒可以做到；4.淡化宗教信仰，甚至不信教。第一走向是主要的，这是市场经济这只巨手造成的。现代的中国已经走上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道路。无论城市或农村都已深深地卷进市场经济之中。农村不仅离不开城市，而且日趋城市化。农村的教徒和教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可能是教会工作的重点，但是总的趋势是城市教会指导农村教会，城市教徒的素质高于农村教徒的素质。中国不可能出现农村教徒大发展最后包围了城市，使城市也基督教化的局面。此外，农村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的主要流行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支配他们的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

　　到底谁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下列三个问题，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宗教）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世俗化的趋势的关系。现在农村的教会和教徒，很难说现阶段已经找到了一条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处理上述三大关系，发展自己的道路。只能说，不论城乡教会和教徒，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的看法同梁家麟博士正好相反，中国教会主流是城市教会，而不是农村教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不是农村教徒（尽管现阶段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是现代的新兴基督教群体：“老板基督徒”、“知识精英基督徒”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哪个教会既有出色的牧师和传道人，又有一批有财力、有知识的平信徒，哪个教会就兴旺发达；几乎所有教会都在争夺这三种力量。这个现象在温州、宁波、肖山、温岭等地已经出现。这三种力量的素质、神学水准、政治倾向和活动能量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基督教的走向和水平。

　　注释：
　　[1]张秉忱：《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78，1990，2000）。1979年，1991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参看《环球时报》2004年10月6日第20版“高层访谈”，《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接受本报专访：中国应打造城市竞争力》；2004年9月27日《钱江晚报》第10版《浙江城市竞争力之绍兴篇》。
　　[5]见罗秉祥、江丕盛主编：《基督教思想与21世纪》，第367-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6]见陈村富主编：《宗教与文化》（4），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52-378页。

　　本文属教育部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课题“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成果之一。参加问卷调查的有林顺道和吴宪。
　　（作者陈村富，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欲波，浙江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