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青藏地区有不少穆斯林聚居，其中河州更被称为「小麦加」，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关注到中国穆宣事工。近日，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基督新教在甘青地区的穆宣事业（1878-1951）」校外讲座，由该中心助理研究员吴剑丽博士分享甘青宣教发展史，并鉴古知今提出今日穆宣策略可重整之处。

　　吴剑丽博士指，「内地会」及「宣道会」是最早期在甘青地区宣教的差会。在华传教士入境初期，主要集中在沿海口岸宣教，内地会因此以进入内陆为目标，包括甘肃省。而宣道会则视西藏为最后攻克之地，一八九二年在甘藏边界设立传教站，等待西藏开放之日伺机进内。

　　她续指，池维谋（Samuel M. Zwemer）是推动西方教会关注穆宣的关键人物，他既促成伊斯兰国家及地区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召开，又参与出版《穆斯林世界》期刊推动穆宣。一九一零年，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在爱丁堡宣教大会上发表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报告，调查发现全国穆斯林人口估计有八百万，其中三百万在甘青地区。随着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之签订，打开了中国内陆的后门，传教士终进入西藏境内。

　　当时内地会在兰州、西宁及河州设立传教站，宣道会则设在循化和河州。吴剑丽说，差会以巡回行程的方式开发新据点，及接触乡郊、山区穆民，「也有传教士会办街头布道，在横幅上写阿语经文吸引当地人，与他们交流对话，因当地人视阿语为天使的语言。」除此，传教士亦会趁着众多穆斯林和汉人聚集的市集节期，去布道售书；又成立博德恩纪念医院，希望藉医疗向穆斯林宣教，惟最后看病的人主要是汉人和藏人，终要在穆斯林聚居地河州设分院。

　　不过，吴剑丽认为甘青地区的民族和宗教为传教带来困难，因甘青地区的穆斯林来自众多民族，传教士需要花特长时间了解他们的祖源、历史、语言和文化，「当伊斯兰教加上民族文化，再加上地方文化，往往会产生不同面貌的伊斯兰教。」传教士需要认识古兰经、阿语、经堂语外，也要了解不同层级的穆斯林，熟悉他们的礼仪和禁忌。

　　传教士在宣教期间需要将基督教本色化，寻找两教之间的异同，更有传教士会使用穆斯林的词汇、句子和概念与他们建立关系。但吴剑丽博士认为本色化是把两刃刀，因伊斯兰教很多概念表面上与基督教相似，必须慎防神学上出现混淆，她补充：「传教士更发现当地的伊斯兰教喜欢用基督教包装，以比较温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来吸引年轻人。」她续言，最困难是伊斯兰宗教领袖的操控，领袖不允许穆斯林与基督徒结友，让穆斯林认定伊斯兰是最好的宗教，不需要接触其他宗教。

　　吴博士说，在过去仍有穆斯林归主，改宗者以社会边缘人士为主，因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较低，也有秘密归信的改宗者，甚至有在改宗后人间蒸发。「穆斯林信主等于要脱离民族、社羣、家庭，当时传教士没有建立完整配套去保护改宗者，我们可以从前人经验得到启迪，思考今天如何支持改宗者，特别在经济上，例如能否提供住宿地方令他们能得以生存。」她最后强调，穆宣工作绝不能「多快好省」，需要多花时间与穆斯林建立关系才有效传福音。

　　问答环节时，她指在中国穆宣最关鐽的影响是该区穆斯林是否强势，一般而言，东南较易，西北较难，在城市化影响下，广东地区的穆斯林改宗压力不大，但同时在偏远的乡村也因「山高皇帝远」较易改宗。她又响应，中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发展的担心或比基督教更甚，「政府担心他们与境外联系，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但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