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沈迦积六年心力写作出版了《寻找·苏慧廉》。在这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一路追寻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的足迹，同时也将这位事迹几近湮没的传教士生平首度呈现在公众面前。当年，这本历史著作入围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榜，佳评如潮。尽管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双重肯定，沈迦自己却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他出身温州的一个基督教传统家庭，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温州日报》工作，随后下海经商，然而多年的商海沉浮并没有磨掉他内心深处对于文史事业的热爱。于是从2007年开始，沈迦自费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的相关史迹，《寻找·苏慧廉》一书不仅完整再现了苏慧廉的一生，更是将传教士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严重污名化的群体重新打捞出来，并加以审视，而这种努力正像此书的英文译名A Way of Finding What is True的意思一样，是“寻找真相的道路”。

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近日，继《寻找·苏慧廉》之后，新星出版社又推出了沈迦的新作《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轶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沈迦近年除了致力研究苏慧廉及相关传教士群体之外，还在书画收藏、温州地方文史等领域颇多造诣，先后出版了《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伍叔傥集》《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著作。借新书出版之际，记者对沈迦先生进行专访，请他讲述“寻找苏慧廉”之外的个人经历与文史研究。

沈迦 家族六代都有基督教信仰

记者：记得您在书中说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带您去教堂，您的家族是否都有基督教信仰？这对您写《寻找·苏慧廉》有着怎样的影响？ 

沈迦：没写《寻找·苏慧廉》之前，我以为我们家的基督教信仰是从我祖母开始的，通过写书以及这几年对温州基督教史的研究，我才知道，在我们家族到我祖母已经是第三代信仰了，我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所以到我已经是第五代的信仰了，我儿子是第六代。基督教信仰在我们家没有断过，在某一代有某些人不信，但是没有某一代人全都不信这种情况。

从小我是跟着祖母长大的，我对她有很深厚的感情，至今都很怀念她。我觉得她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给了我信仰这个东西，是给我人生最好的一份礼物，随着人到中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它的重要。写第一本书《寻找·苏慧廉》完全是因为家庭信仰，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才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让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积淀下来，慢慢发芽，要不然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角度。2012年是我祖母的百岁冥诞，我从2007年开始做这个工作，到2010年相对成熟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把它写出来献给我祖母一百岁的冥诞。所以，这本书跟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是有很大关联的。

献给祖母百岁冥诞的著作

记者：据说温州的教堂和基督徒特别多，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沈迦：温州有一个称号叫“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个称号当然有自己标榜的嫌疑，但客观上从信仰基督教（包括新教与天主教）人数的百分比来看，我认为温州应该是全国比例最高的。这个数字其实是没法准确统计的，只能做抽样调查，目前教内和学界都比较认可的说法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社会调查，它认为温州基督教徒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七分之一，约14%。再加上过去二三十年温州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人们把温州人叫做“中国的犹太人”，这更促进了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今天国际基督教学界也把温州作为一个标本城市，有很多神学或人类学的学者到温州做田野调查，探寻为什么这个城市的基督教徒比例如此之高。

很多人知道我是温州人，也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是基督徒，当然认可其中有神的启示和美意所在，但是天上的事还看不见，今天我们只能在人间理性的范畴里谈，我认为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温州是一个比较早开埠的沿海城市，它1876年《烟台条约》后就开埠了，并且此前就有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到温州，较早地带来了福音的种子。曹雅直是第一个来到温州的传教士，比苏慧廉还早了十来年。第二，是温州这个城市的地理特征，它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海代表它的开放，山代表它的封闭，它能接纳外来文化，接纳了以后又囤积在这个地方，所以温州人的性格里有双重性，有能接纳的一面，也有固执的一面。温州一面背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交通不便，从别的城市到这里来很难。温州是1998年才有铁路的，之前从省会杭州到温州坐汽车最少要12个小时，从上海到温州，则要坐船，一天一夜。因此很多人不愿意来，包括领导，所以形成了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局面。开埠早，山高皇帝远，再加上既开放又封闭的人文精神，让这个地方变得特别适合基督教的传播。

温州最早的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夫妇 

父亲想让儿子继承温州方言学衣钵

记者： 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沈克成先生在文字学、温州方言学乃至汉字编码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至今已出版过十几本专著，您现在从事文史工作有没有受到家学的影响？ 

沈迦：民国时期，即我祖父祖母的年代，我们家在温州这座小城里还算一个有点影响的家族。祖父是国民党少壮派，也从事金融业，祖母一族做着不小的生意。我父亲是1942年出生的，在他七八岁时，在那一轮的革命中我们家自然是被打压的。等到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家族早已没落，无权无势无钱。我没有像父亲那样吃过很多苦头，他那个年代讲出身，走过了很多坎坷。我父亲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高考了三次，每次都考得很好，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内定不予录取。他拉过板车，做过工人，也做过代课老师，改革开放后也下过海。即便从事体力活，但他还是不忘读书，坚持自学，依旧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小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但父母还是努力培养我们三个兄弟姐妹读书，最后我们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我父亲到现在都还是很勤奋地做学问，我们家读书的传统让我很受益，我很荣幸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我父亲其实并没有着力培养我任何一方面的兴趣，他是很开明的，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我想干嘛就干嘛。大学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曾经下海去做生意，这段时间父亲也没有说让我回来接着做学问。但他还是能看出来我偏好读书写作，他也曾经琢磨过让我把方言学的衣钵接下来，因为现在温州做方言学的，其实是后继乏人的。他十几年前写的书，都是拉我帮他做校对，其实是有意让我多读一读、学一学，并且一定要把我的名字也署上。可惜我自己的兴趣不在这点上。

记者：您当时读新闻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沈迦：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早熟，知识这么丰富，眼界这么开阔，我们那时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是1987年读的大学，那时是先高考，再拿一个标准答案估分，后填志愿。填志愿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填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有个专业叫新闻系。我有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他可能觉得我在写作方面有一些爱好，所以一直提携着我，他自己是杭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功底很好。他说我觉得你知识面比较广，又比较灵活，你不要去读中文系，新闻系比较适合，是他指定我读新闻系的。他还告诉我最好的新闻系在复旦，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朦胧的想法，我得去读复旦新闻系，结果没考上，考上了杭大新闻系，就是这么偶然地读上了新闻系，现在反过来想想，他给我指的这条光明道路真挺适合我的。

我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温州日报》工作，其实1993年就“下海”了，但在那个时候没有辞掉工作。温州是一个观念相对开放的城市，好像没有觉得干私活属于大逆不道。另外我在报社有一群很好的同事，他们对我都很包容，有时候我没去，他们都帮我把活干好了。我就这样 “脚踩两条船”，一直滑到2000年，觉得实在不能再这么干了，就递交辞呈，专门去做生意了。正式开始寻找苏慧廉是2007年，我前几年其实已经办好了移民手续，家里人都去了温哥华，我一半时间在中国做生意，一半时间到那边陪家人。我内心还是蛮喜欢回到书斋的生活，生意太不好做了，每天要看别人脸色，这个活不好干，个人内心是不喜欢的，特别是求人很不愿意。后来我就慢慢从做生意过渡到书斋生活，看看书，写写小文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应该去做苏慧廉这个事，于是在2007年就决定全身心投入进来。 

“寻找苏慧廉”之外的文史研究

记者：2011年，您和方韶毅合编的《伍叔傥集》出版，为什么要编这个集子？ 伍叔傥似乎和苏慧廉一样，也是被大众遗忘的人物。

沈迦：伍叔傥是胡适那一辈的学人，当然没有像胡适那样有名，他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跟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同事。他自己有很好的古文底子，并且像胡兰成等人一样，受很多日本的影响。

圣约翰大学分裂以后，伍叔傥是到光华大学的。后来又受罗家伦之聘，任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罗与伍是北大的同班同学。他内心可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色彩，临近解放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先到台湾一段时间，后来又到香港，中间也去过日本讲学。今天香港学界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邓仕梁先生，某个程度上讲，饶宗颐先生都认为伍叔傥是他的老师。香港从事书画鉴定的黄君实先生也是他的嫡传弟子。

伍叔傥（1897—1966），浙江省瑞安仙降（今飞云镇）上河村人。伍叔傥身上有很多名士风采，他生前都没有出过集子，他自己认为不需要出集子，只有他的几个学生在他死后帮他出了一本诗集。伍叔傥留下的诗文不多，但是学界包括连胡适都认为，他的五言古诗在当时是排前几名的。之所以会编《伍叔傥集》其实挺偶然的。我是到了温哥华以后，家离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近，UBC的亚洲学系在北美是很强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叫亚洲图书馆，我常到那里去，那里只要是属于亚洲学术类的书籍资料基本上都有，让我大开眼界。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写苏慧廉，我就在那里像蜜蜂采蜜一样乱翻，这个过程中突然看到了伍叔傥，说他是温州瑞安人。我以前在《温州日报》做副刊，对地方史是有点了解的，但这个人没有听说过，然后我就有意识地找了找关于伍叔傥的资料，还挺丰富的。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老师写的，说伍叔傥是他的老师。因为钱谷融老师的学生陈子善老师与我挺熟，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说你下次回国时我们一起去看看钱老师。我有一次回国就去找钱老师，他讲起来非常感慨，说伍叔傥在大陆已经被遗忘掉了，竟然还有后辈问起他来。他说伍叔傥对他的教育，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他给我讲了很多伍叔傥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想我可以利用在海外的优势，把伍叔傥的资料整理起来，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方韶毅当时是《温州人》杂志的副主编，也是温州报业集团的同事，年纪跟我差不多，兴趣爱好也比较接近，他做地方史很有一手，平常我们私人关系也较好。有一天，我在他家发现他旧藏的一张书法手卷竟然是伍叔傥的手笔。这是他结婚时一好友所送，一直只知为乡贤翰墨，并没有在意书者的底细。我这一发现让他对伍叔傥陡增兴趣，于是我们就商议应把伍的资料找齐，编个集子。温州当时正好在出地方文献丛书，主持的人我们都熟识，就跟他们说我们承接一卷，编《伍叔傥集》，他们也挺支持。所以这本书起头是我的，到后来我已经开始写苏慧廉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把所有材料都一一编辑整理，最后只能我负责搜集海外的部分，方韶毅负责找国内的资料，最后的大部分工作是方韶毅干的，最后在他的手上把这个事情完成的。 

记者：您同年还编撰了《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机缘？

沈迦：这也是在写苏慧廉期间做的。我个人有个小爱好，从小就喜欢书法，长大以后这个爱好一直还在，也顺带收藏一些书画小品。2007年左右我在上海收藏到一张谢玉岑的手札，谢玉岑是谢稚柳的哥哥，他在民国也是很有名士风采的人。收藏以后我就把这张手札内容考释出来，然后找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我突然发现谢玉岑竟然在我母校温州中学教过书，但我在校史中没有读到过，地方史里也没有讲过这个事情。于是我就把这段历史考证出来，比如他哪年来的温州，在温州干了什么，在温州写了哪几首诗，最后写成一篇文章《永嘉佳日——谢玉岑在温州的时光》，发在博客上面。在常州的谢玉岑的孙子谢建新先生看到后就来找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常州谢家书画传家几百年，谢玉岑的儿子谢伯子先生也是画画的。因为相近的爱好，后来就跟谢玉岑的儿子、孙子、外甥还有谢稚柳的孩子都有些往来。我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见一篇文章，是谢玉岑的外甥钱璱之先生在1986年写的，他是常州的老辈文人（钱名山长孙、钱小山长子、胡小石弟子），其中说他“文革”后理家中旧物，发现了一堆夏承焘写给谢玉岑的信。夏承焘是我老乡，我看到这个线索，就跟谢玉岑的孙子讲，我说你的叔叔有这个东西，它们现在在哪里？能给我看看吗？ 他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去问他叔叔，他叔叔当时都八十岁了，从床底下把这一堆信札找出来给他，他马上拍照发给我，有七十多封信，大部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人在温州认识以后，谢玉岑回上海，夏承焘还在温州（后来去建德），他们那段时间的通信。我就对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把所有的图片给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要把全部释文做出来，因为我对那段历史的时间地理背景比较了解，他们写的草书我还多少能认得。后来我就开始写苏慧廉了，苏慧廉的文献大部分是英文的，但我看英文是很头痛的，硬逼着自己干这个事。我那时候给自己的调剂就是一个礼拜考释一封夏承焘的信，我觉得毛笔写的信札读着赏心悦目，一共有七十多封，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结果这本书比苏慧廉还先出版了。

承焘致谢玉岑手札之一 “业余”的利与弊

记者：您如何看待民间、业余历史学家这样一种身份或标签？

沈迦：这个问题让我们这种业余的人谈好像不是太适合，专业的人说业余有发言权，我们业余的不太好谈专业。首先我认可专业的一套方法，学术界有学术的套路，受过严格的训练和没受过训练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生活在国外，跟在海外的华裔学人交往多一些，我很认可他们在西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那套模式，他们的知识结构、知识背景，包括写作方法，确实是有一套的。学术界还有一个圈子，师承、同学、校友都很重要，有这样一个圈子，想找到材料和指点都比较容易，并且容易得到认可，像我们这样在外面的“野狐禅”，这方面是欠缺的，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该看哪本书。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活儿都得专业的人去干，有些边边角角的料，他们可能不屑于干，或者有时候他们只坚持自己这个方向，就忘记了还有其他的方向，那么就把这些领域留给了业余的人。我觉得我有一个优势，既不用考虑评职称，也不用考虑讨导师的欢心，我想咋干就咋干，想啥时候干就啥时候干，我也不知道我这种写法好不好，也不知道标准的写法是怎样的。某个程度上讲，一套固定的程序是有快捷的一面，但也是有束缚的。

刚才讲到书画艺术，比如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好像都不是美院毕业的。我以前在企业界，企业家（区别于职业经理人）也是不问从哪个商学院毕业的，只以成败论英雄。温州有一个老作家叫林斤澜，他说，当年在文联的时候去采风，如果采来的素材好，还得先供应给某几个大牌作家用，因为大牌作家是专业作家，采风都是替人打工，那是多荒唐的时代！好像就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作协，并有专职作家。如果专业走到这个地步，那有点荒唐，当然，这也是我“业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