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天津也较早地接受了合唱艺术的熏染。1860年以后，不同派系的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津门，天津城区相继耸起风格各异的教堂。在传教士奔走布道的同时，以四部合唱为主要方式的“赞美诗”，也开始盘桓回荡于教堂的穹顶之下。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歌调的、新奇而又纯净的歌声，冲击着人们的听觉，滋润着教众的心田。

　　如果说宗教圣咏毕竟还带有西方文化渗透的痕迹，那“学堂乐歌”则完全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主动选择。当传统的歌调不足以表达一个危难中的民族嬗替国运的呼号之时，人们同样将目光聚焦到群体表演、和谐铿锵的齐唱与合唱上。学堂乐歌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合唱艺术的发展和美声唱法的普及。也是在那个时期，从天津走出的李叔同运用西方多声部作曲技法，谱就了中国近代第一首合唱作品《春游》。

　　正是在教堂圣咏、校园歌声和救亡歌咏的多重“竞奏”下，天津近代合唱艺术奏响了恢宏的乐章。不少合唱团队轮番登场，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和悠远的回响。

　　近代天津最有感染力的宗教圣咏，是从当年法租界的维斯理堂里传出的。这座教堂在1913年重建后不久，就组建了“唱诗班”，由洋人牧师教唱宗教歌曲，并演唱一些西洋古典歌曲及民歌，形式则以合唱为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军占领，大批洋人牧师归国返乡，但唱诗班仍由天津的刘金定、张汉槎等音乐家苦苦经营着。队员的主体，则大多来自当时工商大学、耀华中学等校的学生，而且他们中的多数并非教徒，而是基于对音乐的挚爱。

　　时隔不久，唱诗班更名为“圣乐队”，除了日常新教仪典中的唱诗，他们还在圣诞节、复活节前后举行各种专场宗教性质的音乐演出。如1944年圣诞节，圣乐队就在维斯理堂演出了巴洛克时期音乐大师亨德尔的清唱剧《弥塞亚》。转年春天，还是在维斯理堂，圣乐队再将古典音乐大师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献给观众。这两部大型名曲的演出，充分证明和展示了圣乐队的合唱水准。

　　从一定意义上讲，圣乐队还为天津培养出许多后来声播遐迩的歌唱大家。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军炸毁后，楼乾贵转入工商附中读书。每到礼拜天，他都要随身为教徒的父母去维斯理堂做礼拜、听圣咏。圣乐队的美妙歌声吸引着他，终于使他加入其中。

　　1946年圣诞前夜，17岁的李光羲经朋友介绍走进维斯理堂，他被《弥塞亚》的辉煌音响深深震撼。后来他也加入了圣乐队，在指挥刘畅耀等人的引领下，很快成为圣乐队的骨干队员。

　　可以说，组织合唱团，聘请熟谙西洋声乐与多声部技巧的音乐家担任指导，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集体展示人声的美妙，曾经是近代天津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团体经常组织的“美声”培训，维斯理堂唱诗班多次合唱音乐会的“示范”，也极大地刺激了天津合唱团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许多学校甚至企业都组建有自己的合唱团队。像当时的东亚毛纺织公司下属的合唱团就有6个歌咏队，总计180名队员。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基督教女青年会组建了“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歌咏团”，后取名为“蓝星歌咏团”。该团排练演出过许多宗教圣咏音乐和世界著名合唱作品。

　　1947年，该团与南开中学合唱团联袂，排练了作曲家黄自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清唱剧作品《长恨歌》。这部以填补我国合唱教材空白为创作初衷的佳作，使人们对西方的多声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的融合，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把握。

　　说起近代天津众若繁星的合唱社团，不能不提到南开大学。1922年秋，南开大学“唱歌会”宣告成立，该会聘请教授英文而又擅长音乐的司徒月兰女士和美国人罗素太太为钢琴师和歌唱导师。特别是司徒女士为唱歌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24年，她率领学生举办的音乐会，开南大课外团体公开演艺之先河。随后该会又连续两年举办音乐会，在南开校园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抗战胜利后，在津复校的南开大学校园中又活跃着一支叫做“回声合唱团”的学生社团，仍由司徒月兰担任指导。该团由极富西洋音乐素养的30多人组成，声部齐备，人才济济，以善于演唱西洋合唱名曲而著称。该团与南开大学的南星合唱团、唯歌歌咏团等众多合唱组织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南开校园的文化生活和师生们的精神世界。（靳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