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谁?一个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人;一个曾为“燕京大学之父”和燕大灵魂的人;一名外交家和传教士;三十余年为燕京大学奔波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四处募捐筹款;在日本侵华期间掩护师生逃离日占区,被日寇囚禁近四年;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生平最大的遗愿,便是回到中国安葬……
如今,在阔别中国六十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再度回到了中国。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但司徒雷登让更多中国人记住的,却是他当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那两年短短的经历,作者孙力舟曾在《中国青年报》著文说:“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我们对司徒雷登究竟有着怎样的误解?真实的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样的?
由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出生于中国、时常以中国人自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但就是这个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曾满怀深情服务于中国。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也许被遮蔽了。
在告别中国近六十载后,终于回来了。
2008年11月17日,西子湖畔还是一片青翠。低沉的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葬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山峦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那么,司徒雷登这位因毛泽东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而被国人熟知的美国人,他与中国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西子湖畔洋娃娃 金陵城里传教士
根据台湾学者邵玉铭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曾任北大副校长的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等书,以及燕京大学校友的回忆资料,我们可大致勾勒出司徒雷登的传奇一生。
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869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牧师来到杭州传教,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城市,从此终老于西子湖畔。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下城区,在弄堂里的银杏树下,和中国的小伙伴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说着地道的杭州话。11岁时,他被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寄居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然而,司徒雷登大学毕业时,已精通英文、中文、希腊文,也对基督教神学有很深的造诣。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从此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1905年,司徒雷登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宗教业绩很快获得教会的好评,1910年,他就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8年,他编纂了《新约希汉英辞典》。他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司徒雷登又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的特约记者,见证了中国大转折时代风起云涌的历史,撰写了不少新闻报道和评论。
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燕京大学奠基者 北大燕园设计师
1916年,美、英两国在华教会把三所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个新大学最初资金不足,管理混乱。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被聘请为校长后,它很快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长达27年。从1929年起,燕京大学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有近20个系,聘请了钱穆、顾颉刚、吴文藻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术水平。司徒雷登还发起建立了“哈佛燕京学社”,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交流。
不可否认,美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到中国创办大学,确实有想影响中国未来的战略考虑。但也不能不承认,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创办,确实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以,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两院院士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著名校友包括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著名女作家谢婉莹(冰心)等。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就有7名燕大人。
1952年,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到燕京大学校园(即今天的北大燕园)。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四处募捐,对燕园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司徒雷登1921年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燕园,他聘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的临湖轩曾是司徒雷登的住宅,也是他主持冰心婚礼的地方,今天还是北大重要外事活动的场所。
学生运动保护人 日寇监牢硬骨头
司徒雷登除了培养人才,建设校园,还为中国留下了不少精神遗产。
在教学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而奉行思想自由、服务社会的理念,将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据《燕京大学文史资料》记载,司徒雷登对抗日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燕大校方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对学生们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燕京大学应邀兼任新闻系讲师,联络中共地下党,也得到了司徒雷登的默许;斯诺前往陕北根据地面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撰写了《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该书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扇难得的窗口),这也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沦陷区里惟一的自由绿洲。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草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