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毛泽东1945年10月在重庆见到司徒雷登时，感谢他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当然，司徒雷登不是***的同路人，但燕京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是和他宽容的治校态度分不开的。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逮捕。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反倒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日本人审问了司徒雷登，但一无所获。直到中共和美国完全决裂之后，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司徒雷登在坐牢时的气节。司徒雷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一直待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燕大校友向老校长司徒雷登献花

尴尬美国大使 孤寂凄凉晚年

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口碑，1946年7月11日，美国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同年10月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但司徒雷登在当上大使之后，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再是那个不屈服于日本鬼子的老校长，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表了。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动不得人心的内战，而美国则源源不断地把军火送到蒋介石手中。同年11月4日，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南京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这个表面上平等的条约，美国企业在华享有种种特殊待遇，中国部分地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中国国内舆论立即哗然，掀起谴责的浪潮。中国***把11月4日称为新的国耻日，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国内中间派的《文汇报》、《新民报》，甚至偏右的《新闻报》、《大公报》也都批评说，中国这样一个弱国与美国订立内容如此广泛的商约，让予如此之多的优惠权利，实在是愚蠢之至。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中立者为家中长子司徒雷登

更让中国人民愤慨的是在华美军的暴行。女学生沈崇被在华美军强奸等案件，最后的处理竟然是不了了之。美国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很快从二战时的援华盟友，变成了依仗治外法权欺压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司徒雷登本人，不得不成为美国对华错误政策的牺牲品，他也曾向胡适先生表达过自己的无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却没有离开大使馆。据近年披露的史料，中共领导人曾严令保护司徒雷登的住所，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通过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人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美国国务院召回，未能成行。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加以嘲讽，但对他的个人品德，并未给予任何指责。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台湾方面对他也相当敌视。孤单压抑的司徒雷登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据当时照顾他起居的傅海澜女士（司徒雷登的中国助手傅泾波的女儿）回忆，司徒雷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一直关注中国。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即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从南京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二是没机会再回中国。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可惜，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司徒雷登没能等到这一天，就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享年86岁。

司徒雷登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天真地希望中国变成基督教的乐土，也曾满腔热情地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还曾和中国人民并肩抗击过日本侵略者。但是，当二战后美国要求独霸中国时，他也在客观上成为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代表，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反对的目标，其中包括很多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冷战思维支配下的美国杜鲁门政府，最终无法接受司徒雷登“转变政策、接近中共”的建议。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眼中，司徒雷登的这一建议就是他对美国不忠的证据。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司徒雷登先生，最终却成为让中美两国政府“讨厌”的角色，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今天，在中美两国关系日益发展的时候，先生的骨灰重返中国，也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吧。（文/孙力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