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宗教萧条”到新的复兴

1925—1935年被称为美国的“宗教萧条”时期。〔2〕这一时期美国基督教社会影响力的下降，与30年代大萧条关系不大，而直接导源于1920年代“柯立芝繁荣”和现代派神学所带来的世俗化冲击。

丹尼尔·贝尔指出，〔3〕美国的大众消费浪潮始于1920年代。它通过家用电器的大规模使用、汽车的廉价出售以及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刺激着民众的消费欲望，形成了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汽车“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电影则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广告术改造着城市中心的面貌，“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消费；而销售活动则“变成了当代美国最主要的事业”，鼓励讲排场、比阔气，直接与节俭习惯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的老式的善心,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结果，不仅19世纪开发西部时期的淳朴社会风气开始消逝，就连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新教伦理也发生了动摇。

与此同时，在兴起于欧洲的达尔文主义和“圣经高级批判”的推动下，产生于富裕中产阶级背景的现代派神学对基督教基本信仰提出了挑战。现代派神学企图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神化以及对人类道德观和宗教情感的强调，否认基督教信仰中的超自然因素来适应现代理性主义，结果造成了信仰基础的动摇。1900 —1910年，现代派神学迅速控制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神学院、一半以上新教出版物以及近1/3的教会讲台。〔4〕1910年代，保守派基督徒通过12卷简装丛书《基本要道》的发行，阐述了1895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所强调的圣经字句无谬误、耶稣基督是真神、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在十字架上受难且3日后复活、将来必要再降临等“基要主义五原则”，力图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并于1919年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1920年代，基要派与现代派发生了剧烈论战，最终基要派在1928年之后被迫退出政治文化领域，一度失去了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

在来自教会内外两侧的世俗化浪潮冲击下，1920年代中期美国新教已经感受到了“宗教萧条”的危机。宣教热情的低落，宣教士人数的减少，教会奉献金额的缩减和主日崇拜人数的下降，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十分明显。一位牧师甚至宣称：“今日人群中没有一种职业像新教的牧师这样全然缺乏尊严和体面”。一项调查表明，1905年传统基督教出版物中的观点78%受到读者欢迎，而到.. 1930年受欢迎的观点只剩33%。〔5〕

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教会。现代派神学对人性的过分乐观无法解释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等人性中的黑暗面，大批信徒纷纷从被其占据的主流宗派移向仍坚持传统信仰的基要派教会。现代派预期中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宗教复兴并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派神学终于在自然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攻击下走向分裂，尽管其中以R.尼布尔为代表的社会福音派由于萧条时期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仍盛极一时，但整个现代派神学阵营的衰落已经是不可避免。而在此时，基要派又开始悄悄地走向复兴。

基要派在1920年代公众论争中的受挫与潜入地下并不意味着它的失败。最初，他们转向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地区，形成了著名的“圣经地带”（Biblical Belt）。1930年代，他们开始从被现代派夺取了领导权的传统主流教派中分离出来，依托基层教会和福音布道，建立起自己坚固的地方性基础。〔6〕据统计，1926 —1936年，美国主流教派中的北方长老会和圣公会会友人数分别下降了5.0%和6.7%。〔7〕

这些从主流教派中分离出的人大多是信仰相当坚定的基督徒。他们出来以后，便开始建立一系列新的福音机构。首先建立的是跨宗派的圣经学校，用以取代已被现代派所占据的老牌神学院。据统计，1930年仅基要派周刊《主日学时代》在各主要城市赞助的圣经学校就达50余所。起初，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主日学教师和宣教士，后来逐渐转向培养牧师，成为日后福音派神学院的雏形。例如，到1930年代中期，戈登宣教与神学学院就为大波士顿地区培养了100名牧师，而西北圣经与宣教训练学校则从全国招收了75名学员。许多圣经学校还附设出版社、书店和刊物，甚至设立电台进行广播，迅速发展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基要派活动中心。其中，仅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校1936年就在近500所教会中举办过周末圣经研讨班。其次，基要派致力于发展私立大学来培养有文化的后继者。从1929 —1940年，70所基要派学院入学人数增长了一两倍。其中，创建于1857年的惠顿学院，1941年注册学生人数达1100人，号称“圣经地带的哈佛”，后来福音派领袖如葛培理、卡尔·亨利等人都毕业于其中。最后，基要派还利用一些度假胜地举行大规模的夏令圣经研讨会，仅1941年就达200场以上，且当年在印第安纳州维罗纳湖举办的一次，报名者就达2000多人；这类研讨会上常有许多人归信基督或献身传道，据1937年一个小型圣经学院统计，其150名学生中就有65人是在这种营会中重生得救，62人会后决定进入该校就读。〔8〕

30年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社会形势，也为新一轮的宗教复兴运动准备了条件。罗斯福新政增加了普通民众的收入，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却未能真正缓和美国民众内心的紧张；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美国民众陷入了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统治的高度恐慌中。在举国一致的战争状态中，电台停止播放流行乐曲达27个月之久，“爵士乐时代”悄然终结，情感缠绵的民歌吸引着年青一代又回到父母身边。〔9〕社会心态对传统家庭道德的回归为新教伦理的复兴做了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1930 —1935年收音机迅速普及, 到1938年收听电台广播已被称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休闲活动”。基要派人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使电台在向美国公众传播其信仰方面发挥了最大作用。有趣的是，尽管现代派与犹太教、天主教合作，试图通过控制美国两家最大的广播公司限制福音广播，但数以百计的地方性商业电台却因“宗教节目是个过于吸引人的市场”而继续向基要派提供广播时间。结果，仅著名的基要派布道家查尔斯·E.富勒主持的“老风格复兴时间”，1939年每周听众就达1500 —2000万人，到1942年覆盖了456个电台，成为全美无线电广播中收听率最高的个人节目。〔10〕

从1930年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