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各城市发生的宗教复兴浪潮，1941年，国际基督教青年军（YFC）在芝加哥宣布成立。在战后的头一年里，它就发起了近.. 900场复兴集会，全美参加者达100万人。〔12〕正是在这种不断上升的宗教复兴浪潮中，葛培理脱颖而出，成为二战后美国新福音派的代表人物。
二、新福音派的产生与1950年代的复兴运动
葛培理（William Franklin Graham,昵称Billy Graham）1918年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场主家庭，在一次基要派布道会上归信基督后就读于惠顿神学院。1945年，年仅27岁的葛培理参加了青年军组织的全国性布道运动。1949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布道会吸引了三十余万听众，其中约六千人重生得救。洛杉矶布道会的成功进一步鼓舞了1950年代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以葛氏为代表的新福音派宣告诞生。
新福音派（通称福音派，本文为区别于.. 16世纪马丁·路德和.. 18世纪约翰·卫斯理影响下的老福音派而用此名）承袭了基要派神学坚持基督信仰核心的立场，但在社会关怀和理性诉求上有更为开放的眼光。早在1947年，葛培理的友人卡尔·亨利（Carl F.Henry）就在其《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一文中，对基要派未能将基督教个体性信仰应用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深表忧虑。他指出，在核战争阴影笼罩世界、现代派神学决定性破产、现代心灵漂泊不定、人类历史处于“绝望时分”之际，唯有圣经的信息能给现代社会中人带来希望。传统基要派若仍只注重纯正信仰的持守而不重视回应社会，将会失去这一千载良机。同时，卡尔·亨利又指出，只有个人首先真正悔改重生，才能彻底拯救社会秩序。〔13〕这一思想，基本上承袭了约翰·卫斯理和D.L.慕迪以来把传播福音作为教会第一要务的英美宗教复兴传统，成为 20世纪新福音派的神学纲领。
1956年，葛培理与卡尔·亨利等新福音派代表人物创办了《今日基督教》，成为新福音派的代表性刊物。在新福音派影响下，1950年代，美国出现了全社会性的宗教复兴浪潮。1958年到教会做礼拜的人数从1940年的6450万增加到1亿1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3%，比1940年提高了15%。主流教会中的福音派也重新活跃起来，迫使全国教会联合会（NCC）提出了“把美国夺归上帝”的口号，大幅度增加宣教经费预算，并在各主要城市、大学及主要军事基地中发起了布道运动。1950年代中期，复兴浪潮迅速波及全社会。美国长老会（PCUSA）每年在迁往郊区居住的市民和商业性移民中建造上百所新教堂；新泽西州的居民可以见到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些学生在全州进行逐家探访。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著名的“我们依靠上帝（In God we trust）”一语印在所有美元钞票上；街头出现大幅广告牌鼓励美国人“把全家带回教会”；某广告公司设计出了一种会跪下祷告的玩具；而好莱坞更不断推出《宾虚》、《十诫》、《圣袍》等基督教题材的影片，《现代银幕》杂志则刊出了“明星们如何找到信仰”的系列文章。〔14〕
然而，1950年代美国的宗教复兴也存在着许多弱点。首先，复兴是在冷战背景下全社会的不安全感中进行的，许多人为寻找心灵慰藉而进入教会，为维护传统的“美国价值观”鼓动复兴，因而宗教气氛虽然强烈，内在的信仰密度却有所下降，被有些人讥为“肤浅的复兴”。其次，领导复兴的新福音派构成复杂，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它与激进基要派和主流教派的联盟很快发生了分裂。1957年，葛培理在纽约举行布道会，得到了原NCC宗教执行秘书杰西·贝德的支持；但由于NCC长期被现代派控制，此举导致某些基要派极端人士指责葛培理与现代派合作。葛培理至为痛心，新福音派因此一度与基要派分离。与此同时，现代派神学在战后初步经济繁荣带来的世俗化背景下再次复苏。
1957年，美国现代派神学家瓦汉尼（G..Vhanian）发表《上帝之死》一书，宣称世俗化进程已使西方人失去了对上帝的超验感知，西方文化进入了“后基督教时代”。在现代派压力下，1955 —1959年NCC宣教部主任长期空缺，主流教派逐渐失去了宗教复兴的热情；1950年代布道会后流入主流教派的新信徒也很快失去了信仰热情甚至流失，这反过来又增强了主流教会对布道运动效果的质疑。1950年代末，在刚刚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冲击下，主流教派再一次把关注重心转向社会关怀，从而离开了“先个人悔改而后献身改造社会”的福音主义路线，甚至把世俗化进程视为“上帝工作的显现”，从而摧毁了1950年代与福音派在反对世俗化这一立场上的短暂共识。1966年，在.. NCC迈阿密年会上，两名主流教派宣教秘书在葛培理发表午餐演说时公开攻击圣经无误论，主流教派最终也退出了新福音派组建的松散联盟。〔15〕
三、青年运动的挑战与1970年代的复兴
1960年代，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剧和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宗教复兴也一度转入低潮。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恩格尔诉维塔案”中裁决在公立学校“举行强制性祷告仪式”违宪，1963年又裁决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违宪，这两次裁决促使美国教育体制迅速向世俗化方向发展，成为60年代大规模青年运动的诱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文化迅速走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随着《花花公子》等色情杂志的畅销（1970年其发行量达600万份），对情欲的崇拜取代了20年代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普遍追求”，〔16〕而这种享乐主义反过来又加剧了年青一代内心的空虚，造成他们更为剧烈的社会反叛，使新“左派”和“嬉皮士”在60年代后期盛极一时。在世俗化浪潮猛烈冲击下，从1958年到1972年，每周都去教会的人数从约49%降低到40%。〔17〕许多年轻人对其父辈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葛培理本人的大儿子富兰克林·葛培理也过上了抽烟、饮酒、打架、飙车的生活，中学都无法毕业。〔18〕
痛足思痛，新福音派重整旗鼓，进一步加深了对年青一代的理解。葛培理本人在60年代初一度失去年轻人的信任，他说自己很想把那些年轻的示威者捉住，“给他们刮掉胡子，剪短头发，给他们洗个澡再向他们布道”。然而，他终于在1969年留起长头发，装上一部假胡子，进入到纽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SDS）集会和迈阿密摇滚音乐节的人群中。一个认出他的青年要他“为这些好朋友和好烟草作个祈祷感谢上帝吧！”，他平静地答道：“你同样可以从信耶稣得到高峰体验。”次日，当他用嬉皮士们惯用的词汇赞赏了摇滚乐手们“好得可怕的音乐”后，当场有24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