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肯定公仆政治和民本政治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路加福音》22章25、26节）

在福音书里耶稣并不质疑“君权神授”，但是他更期望跟从他的基督徒的公众管理模式能够真正实践“公仆政治”、“民本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学的神圣精髓不是“操权管束”而是“服事”。（《马太福音》20章25—28节；《马可福音》10章42—45节；《路加福音》22章25、26节）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历来也在努力追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民本政治，但是不可讳言，由于市场经济的背景，反腐败和避免权力失控一直是严峻的政治任务。法律和纪律仅仅能够约束国家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而能够约束他们内心的，能够把国家公务员的贪腐之心转化为勤政爱民之主动意志的，只有他们对终极关怀的认真思考。如果更多的手握权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言行和终极关怀挂钩，我们相信民本政治的深入实践一定会更加自觉努力和持续不懈，民众就会获得更真实的尊重和服务（能够对政治乱象说“不”是他们最起码的权力），中国的社会和谐理念就会更加深入人心。在这方面，基督教的资源值得全社会的重视。

5、移风易俗

当代中国基督徒可以做的移风易俗的事情很多。这里仅举一例。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大城市里，逢年过节也难免在大街小巷看见祭祀祖先的众多的烧纸景象，这个风俗严重污染了城市环境，毫无疑问应当革新。但是风俗又是政府所不愿以强制性手段干预革新的。这时，民众内心自觉的革新动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了。而基督教就可以提供这种移风易俗的内在动力。当今即使保守的儒家基督徒阵营也多赞同对于传统的祭祖风俗予以革新，更不用说那些激进的基督徒了。在逻辑上，如果明白华夏祖先的祭祖其实是祭祀那依旧活在上帝身边的祖先以祷告祈福，那么，在道成肉身的耶稣除去了人神之间的幔子，使得全人类每一分子都可以藉着祷告直接亲近上帝的时代，还有多少理由沿用旧礼仪记念祖先呢？

6、拓展艺术新境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感恩、悔改、自我牺牲、永恒、罪等等主题，是很少见于文艺作品之中的。一百年来，中国的音乐、文学、美术等艺术领域，基督信仰的主题犹如一股新鲜的清流从山涧到大河的奔走一样，日益成长日益澎湃起来。这个现象其实无疑是和中国百年来基督徒人口的成长有关。这个文化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创造性的远景值得我们更加期待。基督信仰进入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是基督教正在承载着更新中的中国新文化的最活泼的明证。

在社会整合方面，事情并不像我们一般学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以为基督教的社会整合价值单单就是巩固社会道德的宣讲，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化仇恨为宽恕，以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上起到扶危济困的作用。在社会整合这方面，具有建设性的神学思想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对于人类未来更加深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与宗教的社会整合行动相比，宗教的社会整合理论更加匮乏也更加急需，由于理论的匮乏，行动也往往难以深化开来。

放眼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唯有世界性的宗教值得我们正面评价其社会整合功能。但是，即使具有普世眼界的几个世界性大宗教的整合全人类的一些宗教宣讲，我们也清楚地看见其实也面临着一些困惑，即，如何既发扬宗教的社会整合之利又避免宗教时常呈现的排他性之弊，这个困惑集中在如何解决一个“教内和教外”或“信与不信”的问题。

在中国基督教方面，丁光训主教较早地意识到了此问题的亟待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倡导“神学思想建设”，倡导解放思想的同时，亲自宣传了“宇宙的基督”的基督论。他认为，本质为慈爱的上帝所关怀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教会内部而是遍及宇宙。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宇宙的基督”的基督论：耶稣自己曾亲口宣告他“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翰福音》18章37节）。在这种“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视角下，耶稣的一生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万民万国所努力探求的真理本体展示和见证，深入的理论展开可见，这样的理解较好地弥合了基督教内部创造论与救赎论的神学矛盾，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教内和教外”或“信与不信”的矛盾问题。这样的理解，对于基督徒而言，一切的教外人士不再是“不信者”而是“未信者”。

只有在神学思想上愈来愈多的基督徒能够既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能够开放胸襟，既肯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又友好地对待其他世界性大宗教，基督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正面实现。基督徒在讲坛上的道德教化效果和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确立的正面形象就不会被排他论基督徒所抵消。

由于基督教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具有妥当的有力的回答，因而基督教在中国所呈现出的文化承载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就可能同样的有力。在未来时空内，超越了体制束缚的耶稣信仰还有可能会对人类各大宗教和而不同地整合全人类，产生重大和关键的影响。任何文化眼光不至于太昏暗的人，都不应当漠视广义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传播和在未来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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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为2009年南京宗教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

[②] 转引自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32页。

[③] 赵朴初居士曾经较早地在多次会议上和多种场合，反复阐明宗教是文化。

[④]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⑤]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共四卷），余敦康、吕大吉、牟钟鉴、张践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⑥]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９７—９９页。

[⑦] 参见拙作《不同文化传统的联结点》一文，载《基督教思想评论》2008年第一期。

[⑧] 鲁迅《破恶声论》。

[⑨]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三期第9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