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年生，副教授，同济大学文法学院社科系　

【内容提要】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医疗系统，延续数千年，尽管在医学知识、医疗技术层面上不断有所进步，但体制上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医院制度引进以后，引起中国医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也引起医疗观念的重大变化，包括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转换，医患关系的变化，医生对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兼顾关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重视。这种变化，不只是医疗制度的变革，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意义，提升了患者作为人在医疗系统中的地位，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

教育、出版、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医学传教方面，对于西医知识的介绍，西医技术的推广，西医人才的培养，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注：与此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马伯英、高ｘī、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高ｘī＠：《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相对说来，对于医院制度引进的人文意义研究得较为薄弱。本文主要利用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与Chinese Repository等西文书籍和杂志，以及近些年新出版的医院、医生史料，对此略作探索。

一　从“医家”到“医院”：医疗空间的转换

晚清以前的中国医疗制度，包括医疗与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医疗单位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散布各地，走乡串村，悬壶行医，治百家病，吃百家饭。这种制度延续了四五千年，直到晚清西医东传，西方医院制度引进以后，才发生重大变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医院制度源远流长。古埃及医学为僧侣所掌握，他们在寺院中建立起最早的医院。古印度在公元前600年，已有医院的雏型。古罗马军队在远征时，曾因军中发生大量疾病影响战斗力，建立军医院。中国在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政府下令利用空闲房屋，收容疫病患者，集中治疗。北魏时曾设病坊，救治老年痼疾。唐代以后，佛教徒为了弘扬佛法，常设病坊，收容被社会遗弃的疠疾患者即麻风病人。宋明以后，这类机构更多，有悲田院、福田院等。自秦汉至唐宋，历代均有太医署或太医局之设，金、元、明、清各朝均有太医院之设，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宫廷服务。上述这些治疗机构，在某些方面或某一点上已经具有近代医院的特征，但从整体上说，或为临时设置，或为慈善性质，或仅面向某些特殊病人，并非面向整个社会的专门治疗机构。

近代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天主教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为贫困、残废者看病。公元9世纪的欧洲，设有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供香客住宿和看病。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护理为一体的今人所熟知的医院。这种制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有病院，大城多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注：《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71页。）

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始于新教传教士。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注：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1932,p.178.）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注：Th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1972,p.121.）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1921,PP.43-44.

没有什么反对医院的事情。倒是为政府官员所熟知和肯定。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注：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1932,p.178.）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注：Chinese Repository.Vol.13,p.649.）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入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东南通商口岸。1860年以后，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获得到中国内地活动的许可，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