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大多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镇，规模一般都不大，最大的不超过300床位。据20世纪初的调查，以200个医院的记录为准，各省医院的床位与人口比从9210人一床到151600人一床不等。而在英国，人口与床位比是600比1，这还不包括由贫民救助机构所提供的部分。（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79.）

但是，教会医院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1887年（光绪十三年）上海道在上海县城西门外设立普善医局，1904年上海士绅李平书在上海创办综合性医院——上海医院。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内城、外城设立官医院，1915年中央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医院。到民国时期，至少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传统“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

从传统“医家”到新式医院，不只是医疗空间的转换，也带来了医疗观念的重大转变。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宗教空间。宗教与医学在伦理观上的特殊联系，使得教徒更乐于关注、谈论、传播和研究医学，这是寺庙、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有人甚至认为，基督教在罗马世界最后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因于基督教会所创办之医院和其他服务病人之工作。教会中重要之宣教士并学者，大都视与病人为友为基督教之功德。在6至12世纪，修道院之中重要工作都本着《本泥狄克特规矩》行事，“应当小心照顾患病者，如同我们照顾耶稣一样；因他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病者须知人之所以服务他们者，乃因要荣耀上帝；所以他们对服务之人，不宜要求过重，致使服务者看照顾病人为一种负担。服务之人亦须知他们终有赏赐，应当忍受各种的劳苦。住持宜特别的谨慎，勿使修道院中有疏忽病人之虞。病人应有特别的房子住，和敬虔、勤谨、小心的仆役使唤。修道院中因种种不方便，所以体壮的青年，不得常洗澡；惟独病者，宜有特别的权利，当常常洗澡。修道院得允准病弱者食肉，以壮身体”。（注：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不过，在中世纪，医院既表现了基督教的仁慈，又具有仁慈的专制。因为那时医院通常受教会的控制，教会有权力决定哪些病人是施善的对象。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医院通常兼有监护和管制的作用，因为许多医院都将病人与轻犯、乞丐、老弱者、孤儿、妓女、失业者和疯子集中在一起。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尽力将医院与一般的收容所的功能区分开来，但医院仍给其住院者打上了贫穷和社会福利不足的印迹，因为那些有财力的人，或是在自己家里接受医疗，或是去医生的办公室看病。随着19世纪早期医院医学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注：威廉·F·拜纳姆著、曹珍芬译《19世纪医学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2-33页。）。在人权思想影响下，健康为公民的自然权利的观点，对基督教仁慈治疗病人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如果说现代医学是以科学的应用为基本特点，现代医院则以它“托管”(Trusteeship)的理念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注：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5页。），成为现代医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这一理念成为医生护士对待病人的基本准则。

 按照传教医师巴姆的说法，托管“是‘国际联盟’有关国际责任方面所表述的新思想的直接产物。但它起源于对于个人的尊重，包括医药知识及对病人的看护。有关托管的原则，它的意义逐渐的变为医生护士对病人的基本的概念，一切都是以病人为中心，他的健康、生活以及他的信任，医生对上帝尽责，围绕着这一基本的理念，整个现代医学体系和护理伦理建立了起来，医院、诊所、红十字会和各种病患的避难所都是这种信念的具体化。每一位有良知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尽职尽责是这一含义的体现。”（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London,1921,pp.17-18.）如果说，早期的天主教教士更关心的是病人的灵魂而非肉体，经常把治愈疾病的方式与精神的关怀连为一体，那么，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得新教将近代的价值与意义附着其上。

基督服务的精神导致了医院系统的建立。医院当然首先是病人看病的场所，但从另一方面讲，医院也是建立在近代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近代西方医院的诞生，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提供的精神养料为其思想前提，正是为了保障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才向每一个人开放，并将建设扶持医院规定为国家应尽的义务。中国传统医疗体系中没有托管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把病人委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的治病程序是以家庭本身为单位，病人身体的治愈是依靠外请的医生，但护理程序的最终完成是在家庭空间中达致的。因此，医院制度输入中国本土就相当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嵌入了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注：《杨念群自选集》，第375页。）中国传统医院属于以皇帝为中心的极少数达官贵人集团，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至于悲田院、福田院之类的慈善机构，既非一般病人医疗场所，更没有近代托管概念。所以，在近代中国，当医院作为一个新事物被介绍和引进中国以后，它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意识就不能不对国人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　教会医院的示范效应

晚清时期，教会医院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样板，中国近代医疗制度的变革正是以此为始基。与中国传统医事制度相比，西方医院制度显示出规模化、集约化及专业化的优越性。

医院的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察更多的病人，使得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据统计，嘉约翰医师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注：刘圣宜：《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上海仁济医院在开办的最初13年中，即从1844年至1856年，医治病人13万人次，1860年为16113人次，1861年为38069人次，1870年为42695人次，1875年为56624人次（注：王尔敏：《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1994年，第413页。）。

这么巨大的数字，如若不是在医院制度之下，是很难想像的。以嘉约翰在1875年7月1日这天的手术为例；一、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二、膀胱积石切除手术一例；三、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四、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