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绫子跳脱意识形态灌输的单一价值标准，以病痛身躯，向日本人发出忏悔呼吁直到人生尽头，“作为一个平凡少女，我逐渐被染成军国主义颜色，可最后因战败而受到挫折。在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我所教的，都是无法补偿的罪过。我已没脸见孩子们。”
8月14日的国际焦点新闻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谈及“道歉”，而中国外交部在15日发表回应，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而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提请注意，安倍仅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回避了直接表示“反省”和“道歉”。媒体也指出，安倍同时宣称，日本今后无需继续道歉。安倍在谈话中没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为，而是以第三方的口气称，“再也不能将武力恐吓和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世界应该彻底告别殖民统治”。看来，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对安倍的道歉程度仍持不满意态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距今已70年，但双方实质意义上的和解似乎仍未真正发生。
鲜为人知的是，从二战以来，其实一直有不少的日本基督徒：内村鉴三、矢内原中雄、西村久藏、三浦绫子等，因着在上帝面前对真理的执着，跳脱意识形态所灌输的单一价值标准，以公义的心正视真实的历史，不断提出反战的声音与战后的省思，成为日本的良心。
“我的青春是多么愚蠢而单调！可是，希望大家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石头，都会重新歌唱”－－三浦绫子《石头之歌》
日本著名基督徒三浦绫子，她的自我成长之路，就是一条重新省视自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不管什么英雄，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何况那些平凡人，都只不过是软弱的存在。别说要超越，他们始终都摆脱不了被时代的潮流冲走的命运” ；“作为一个平凡的少女，我逐渐被染成军国主义颜色，可最后因战败而受到了挫折。在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
面对国家机器、军国主义的误导，三浦绫子也曾作为军国主义少女，进入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毕业越来越临近，但我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那时我常去战后改名为和平街的师团街，为出征的士兵送行。有一次，一帮小学生也被叫来参加送行活动。孩子们围着老师团团转。那时我突然感到：“教师这个职业也蛮不错”。想要做一份以爱相连的工作的我，在校期间参加了资格考试。后来分配到的就是煤矿城市―歌志内的神威小学校。”
毕业之后，三浦绫子作为军国时代的小学教师，教导学生对天皇效忠致死：“那时候成天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大家都非常认真地想，即使成了最后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总之，乖乖按国策走的人能过平静而无忧的日子。但稍微违反国策就会被抓走。到哪儿都买不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的书，也没有人向我推荐这样的书。当然，更没有人跟我提起这样的话。”
日本战败后，美军介入要求日本删除教科书中与军国主义相关的教导与内容。三浦绫子在自传《寻道记》中写下删改教科书对一个教师产生的价值冲击：“我究竟是为什么而如此认真虔诚地奋斗着呢？难道在某些时候，我们这些教师也不得不像那些战败后剖腹自杀的军人们一样，死在学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吗？”
日本战败以后，三浦绫子原来的价值观完全崩溃，陷入到对自我的怀疑之中，开始对昔日军国主义教育进行反思，最终放弃教师的工作。“教师是不许犯错的，因为孩子们特别信赖教师。那心痛要如何表达才好呢？我想到要去当一个乞丐。因为乞丐说的话，不会有人认真去听。剩下的人生，就这样受尽人们轻蔑。觉得除此之外，自己毫无价值。我所教的，都是无法补偿的罪过。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我已经没脸见孩子们。不知该教什么而丢失了方向的我，战败第二年3月终于离开了教坛。”
其实三浦绫子作为老师，对当年的学生充满着爱的关怀，她仔细观察每位学生，回家就为学生写日记，每个学生一页，写下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仔细观察他们的进展，尽所能的去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去帮助他们。有一天三浦绫子要结婚了，孩子们开始为老师准备礼物。到了说再见那天，每一位学生拿着包得很漂亮的礼物去给老师，有一个学生拖到最后一个才上去，他是用报纸包的，然后他害羞的、小声的告诉老师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但这是我家里的旧衣服剪下来，我用手缝的尿布，也许以后可以用到。”
爱之深，自省更切。带着深深的忏悔，辞职后的她因着患病与心灵的空洞，从此过着虚无厌世的疗养生活。1952年7月，因着西村久藏长老的探访引导，三浦绫子在病床上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更深思考如何面对日本的亚洲侵略史。1982年她曾对于二战提出省思，表明日本应更公正地面对历史:
“我们庶民做梦也没想到战争是某些人谋利的手段。倘若那时有人说战争是不对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虽然寥寥无几，确实也有过那样的人。但是那些人只因为说过国家所做的事是不对的，就被抓去坐牢，受严刑拷打，甚至死于狱中。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国家做的事样样都对的人，他们爱护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自己。倘若第二次大战时，全体日本人都拒绝打仗，就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也不至于死去几百万人。不，其他国家也不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死。总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们，该是把侵略说成是侵略，将战败说成是战败。”
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三浦绫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讨论人的罪性，也在许多场合分享反战的思想，并且在《北海的奇爱》一书之中，写下带领她信仰道路的前辈——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作为一个二战日本士兵内心的挣扎与忏悔。
当三浦绫子受邀访问中国时，她的回应是：“日本人曾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没有资格访问中国。如果真的要去，我应该跪地叩首去谢罪才是。”
作为一个心灵觉醒的基督徒知识份子，三浦绫子不愿再轻易接受国家意识形态与错谬史观的摆布，认真面对自己过去的人生与国家所灌输的教育，拖着长年病痛的身躯，向日本人发出忏悔的呼吁与上帝的恩典，直到人生的尽头。
可惜的是，多年以来，尽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象三浦绫子这般的日本基督徒的忏悔“认罪”，却并未真正传达到中国。
中日关系今日持续紧张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再否定过去的侵略行径、篡改教科书、正当化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侵略统治，造成许多亚洲邻国的不满与抗议。而日本首相与内阁官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更每每成为东亚紧张关系的引爆点。大学时期，笔者曾经是一个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者，在反日浪潮中，以非理性的态度随波逐流。
然而，笔者在留德时期的一个亲身经历，改变了笔者对日本的观点，听见了在日本市民社会中的另一种声音。
2008年笔者在德国慕尼黑，参加一个国际性基督徒集会时，有一个瘦弱的日本女子站起来，拿着麦克风，带着很重的日文口音，极其谦卑的语气、柔软的身段，用德文对所有在场的人说：“我们是在德国的一群日本基督徒。过去在历史当中，日本曾对许多亚洲的邻国进行残忍的侵略，我在这里代表所有的日本人，为我们过去所犯下的过错、所造成的伤害，向各位道歉...” 语毕，女子便深深一鞠躬。这一幕场景，带给我，以及在场许多的亚洲人，深深的震撼。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的基督徒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诚实面对自身国家的侵略史，省思、认错并尽力为补偿付出代价。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会的“日本福音同盟”致函于亚洲众教会，表达道歉：“在过去的岁月中，作为亚洲的一员，我国在其他亚洲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垢。我们身为日本教会的会友意识到我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特别抱憾的是，在面对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时，日本的教会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我们为此只能恳求你们的宽恕。”
冷战时期的东欧经历政治逼迫，心中曾经蒙上阴影与仇恨、终其一生探索如何饶恕的美国耶鲁大学神学系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曾提醒“正确记忆的力量”：
“追求记忆真实性的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正义的责任，即便只是‘说出谁对谁做了什么’......当加害者的‘记忆’背离事实，他们的叙述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他们的恶行。加深了原先的侵害造成的伤害......真实的记得不仅是公正待人的一种方式，更是因侵害而失和的双方，要和好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唯有以真理和正义为基础，才能享有真诚而永久的和平。”
这群日本基督徒因对上帝和真理降服的“道歉”，不同于面向人的道歉，在于其彻底的面对真实，面对自己罪行的忧伤痛悔之心，因为他们知道终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
同时，问题的另一面，也愿上帝兴起一批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放下民族主义的狭隘激情，重新思考中日关系的困局与出路。
有位中国基督徒作家说：“纪念抗战的目的不是让中国人深陷于对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让我们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战争的可怕、可恶以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进而成为捍卫和平的力量。只有爱和宽恕才能根绝战争。”
“8.15”，远未得胜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还在中日两国人的心中。
民族之上，只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可以拆毁民族至上的墙，灭了冤仇？
“8、15”遥想，中日两国的和解，是否可能在两国基督徒身上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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