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在时下烂一片的电影中不仅故事讲得让人叫好，还让人心痛（不是被煽情而哭，是真痛），剧中各个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当时家国积弱之恨，抗争之难无不让观众扼腕叹息。尽管改得太多反打不了一百分，但仍不失上乘之作。我连着看了两遍，上帝真实而奇妙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从1848年以来上帝的手在怎样运转中国呢？越想越感到他的可畏，越想越感到他对这片古老土地和土地上麻木已久的人们的爱。

 影片中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戏班主等除了陈少白，根本没有谁见过孙中山，却那样为他去死！车夫阿四还巴望着很快就和心爱的阿纯姑娘结婚呢，赌徒沈重阳多么希望再看看女儿，16岁的少女方红，17岁的学生李重光……有人说这些人都是无知而做了炮灰，出此言的人全然不见一个“义”！什么样的义？不是你待我好，我就以死相报的人之义。乃是上帝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工，并亲自成就了这工。

 有人大声说，哪里有什么神，有什么上帝，你拿出来我看看。其实很简单，且不说大自然的奇伟可见，只要问问一个人的良心，问问良心从哪里来就当知道上帝的确实，确实的存在，确实地做工。“丧尽天良”是指人完全拒绝听从上帝透过人心所发出的声音，而使人心里的圣灵离开，邪灵来把持。当一个人心里感到羞愧不安而自动放弃邪行时，他的心已经被上帝所吸引，被圣灵所默化。在因他的通风报信而导致的戏班30多具尸体前，沈重阳已经良心不安，四姨太对沈重阳说：你这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吗？看起来是前妻和女儿终于唤醒这个赌徒，实则是上帝在沈重阳的心里重重一击，并使他回应了这一呼召。良心既被唤醒，就会有一种自己也说不出来的能力在心里运行，生活面貌随之焕然。焕然一新的乞丐刘郁白，和尚王复明，赌徒沈重阳等人都以独特的方式让生命迸发出绚丽的光，刘郁白多年沉浸在对一个女人的爱中，他看见了更大的爱而死于上帝的义中。他们永为后世纪念，因为上帝在拣选他们做这样的事时将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

 此时上帝的义是什么呢？是要将中国人从内忧外患、罪恶累累中拯救出来。虽然人眼尚不能看清上帝的作为，但良心分明告诉了呻吟的中国，就像17岁的李重光面对威严的父亲也大声喊出：我不要当亡国奴！对车夫阿四深切地说出：就像你闭上眼睛都是阿纯姑娘，我闭上眼睛都是中国的明天；就像八面逢源、讲究和气生财的商人李玉堂对警察司司长司密夫吼出：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上帝的拯救之工在当时使用了他的先知和仆人孙中山。关于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争论很多，这其实是根本毋庸置疑的。1912年他在北京演说时表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6页）孙中山在逝世前，特地立了《一个基督徒的遗嘱》，这是他的第四遗嘱份：“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馀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有曼德弟兄做这样的评说：最近看到很多关于辛亥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文章，更加清楚基督教与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是非常确实的，基督徒的良知、正义和牺牲精神是推动他一生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且基督徒的身份、教会组织、教堂、弟兄姐妹等主内关系，在革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孙中山及其接班人蒋介石由于对基督真理把握的不彻底、也由于疏忽了灵命的造就，不仅最后败退大陆，而且使无神论者最后主宰了中国……首先，孙中山、蒋介石缺乏一个基督徒军事领袖的应有风范，没有在军队中提倡上帝的带领，没有象美国开国的华盛顿将军在军队中高度重视信仰的建造。其次，孙中山由于对圣经真理认识的不够彻底、原则性不强、信仰上不坚定，为了拥有暴力也开始不择手段，只要你提供***、经费，不管你的信仰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视为同志。最后竟然与共产主义结盟，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决不应该的。最后，孙与蒋忘记了基督仆人式领导的特色，有意无意地进行个人崇拜，并且没有落实权力监督和弹劾等制度，又陷入在圣王统治观念中.

    曼德的评说着眼点还是在人的评判标准，但上帝的意愿高于人的意愿，上帝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打开属灵的眼睛，来看看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中国做什么样的带领呢？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直有一个经典难题：改革如何不成为革命？这样难题同样还横放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的历史几乎是一部革命的鲜血染透的历史，多少人的青春和生命换来的理想实现又如梦幻般破灭。影片中孙中山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历文明之痛苦。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深深困扰过孙中山，作为18岁就受洗的主的门徒，孙中山对教义的通晓绝不是肤浅的，也不是认识不够彻底，他一定反复地问过：基督如何救中国吗？我该怎么办？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之混乱，积弊之难返，力量之错综非吾辈处现在的情形可以想象。那时就如鲁迅所说：为移动张桌子都要争得流血。主义之多，矛盾之大可见一斑。对此孙中山探索的道路必然曲折：主要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怎样将各种力量拧成一股更强的力量？走上暴力革命的路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要从积贫积弱中翻身的迫切愿意几乎让所有人都急功近利，千百年厚积的传统力量更是使中国这架破旧的大车在惯性的巨大作用下不可阻挡地往前冲，这是当时稍微温和一点的思想和流派都纷纷靠边站的重要原因。

上帝同意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结盟定有上帝的深意，因为上帝的绝对主权，若上帝不同意，结盟必不成立。而且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在旷野四十年而不能进入迦南地，除了训练希伯来人的信心，也是需要他们由信心而生的勇气。当摩西死后，约书亚以武力攻入迦南，并灭了那里的偶像。究竟什么时候需要暴力，什么时候需要非暴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功课。列夫托尔斯泰曾对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说他在为人类发展模式探求一个模本，但他给甘地的最后一封信里表达了他彻底的失望，并和甘地决裂。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印度受益，也让印度遗患无穷至今。有朋友问我，蒋介石后来不是基督徒吗，上帝怎么让毛泽东赢了？我说就像上帝首先膏立的是扫罗而不是大卫一样，上帝使用毛泽东是因为上帝知道当时的中国更需要毛泽东。在上帝的手中，毛泽东不单成了一国之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者。以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极恶运动将中国人彻底“洗脑”——中国文化中好的、坏的一锅端，并且将人性中的恶暴露得每个人都心惊胆战的程度。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要来，他要干干净净地来，清除一切障碍地来。在人看来毛泽东是敌基督的王，在上帝眼中毛泽东是给他扫地的奴仆。上帝可以膏立他，也可以离弃他。

上帝在人心中动了善工的，就必成就这工。上帝不是所谓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由圣经中显明的万有的主。他在掌握着人类的历史，掌握着中国的历史。从先秦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人是何等地知道上帝，蒙受上帝的启示。后来的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如油蒙了心，但瞎眼的必看见！就像《十月围城》中那些义士，连孙文是谁都不知道仍全然摆上，舍命相助。因为不管明白和不明白的都知道，都盼望，都在呼唤全然公义下的真正的爱与和平的生活，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让改革不成为革命，破解中国的经典难题，从《十月围城》故事的1905年到2010新的一年来临，百余年上帝奇妙的工作，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