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运动”兴起于反主流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加州。早在1966年，吸毒者特德·怀斯悔改成为基督徒后，就在该州建立了一个称为“使徒之屋”的群居村和一个咖啡屋，以此为基地在嬉皮士中布道。1968年，曾任统计学教授的杰克·斯巴克斯在旧金山湾区成立了“基督徒世界解放先锋队”，通过戒毒所、青年旅社、查经小组、地下小报等方式，向学生运动中心——加大伯克利分校的激进青年布道。在洛杉矶，杜安·佩德森创办的《好莱坞现代报》一度发行近百万份。该报为“耶稣运动”提供了大量铺天盖地的海报、标志性纽扣、招贴画等。加州很快出现了许多被称为“街角基督徒”的小群体。其中最大的是查克·史密斯的“加略山教会”。1969年建立之后，这个四十余人的查经小组很快成长为上千人的大教会，发展出一种“把五十年代基督青年军与1970年的摇滚音乐节糅合在一起”的风格。
1971年元旦，在加州帕萨迪纳的“玫瑰节游行”上，葛培理发现一批“街角基督徒”们高呼“唯有一条道路”，打起了“上帝就是爱”的标语。他兴奋地说：“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朵复兴将临的云彩，要把美国带回属灵的伟大”。在他的推动下，学园传道会、校际基督徒团等大规模布道组织迅速进入青年学生中，发起了一场“耶稣革命”。1971年初，葛氏在加州众议员集会上指出：“青年一代已试过了所有的方法，无论毒品、性，还是丰裕的生活，都不能满足他们，但还有一样是他们可以寻求的，那就是上帝。”同年4月，在全国福音派年会上，当一些人指责“耶稣运动”为“时尚”时，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我支持他们”。
1971—72年，葛培理再次开展了全国性巡回布道。在各地布道会上，“耶稣运动”都成为他热切的支持者，经历了悔改重生的前摇滚乐手和从加州赶来的“街角基督徒”们出现在布道会上，而《忧愁河上的金桥》等著名的60年代青年歌曲也在布道会中回响。在讲道中葛氏一再强调，“耶稣不是嬉皮士，他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他回顾了自己童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农场的艰辛劳动与反叛思想，指出“年轻人的最大问题在于孤独”，而冲破孤独就必须“跨越信任的鸿沟”，寻求美国的代际和谐。布道会取得了惊人成就：仅1971年8月的奥克兰布道会，10天之内使21000人悔改重生，其中12000人以上是大、中学生；1972年在达拉斯市郊举行的“探索72”大规模野营布道，最终吸引了18万人，其规模可与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相比。
“耶稣革命”推动了美国教会的再度复兴。在休斯敦，第一浸会礼拜堂里“塞满了年青人”；在旧金山湾区，“一个姑娘告诉我们，布道会后的一天晚上，在群居村里，祷告会取代了以往的性滥交”。葛培理所著《耶稣的一代》发行量近50万册；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葛培理也终于在1974年悔改重生，戒除烟酒，入读于圣经学校并在一家福音派救济机构工作。
1973年之后，随着“石油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萧条和“婴儿潮”一代的成熟，“耶稣运动”逐渐消失，融入更广泛的福音派复兴中。正如美国学者.. D.W.弗姆（D.W.Ferm）所指出，“许多人被60年代的混乱弄得心烦意乱，他们选择了一种能在这个不安定世界上给予他们某种意义和归属感的信仰，结果便是福音派信徒的人数急剧上升”。〔20〕到1979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福音派信徒已占美国人口总数30%，1/3的成年人都“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宗教经验”，6500万成年人相信《圣经》无误论，而4/5的成年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以至于民意调查者乔治·小盖洛普把福音派信徒吉米·卡特当选为总统的1976年定为“福音派之年”。1979年里根总统的当选，则得到了以杰里·法内维尔（Jerry Farewell）为领导的“道德多数派”基督徒的热切支持。
四、复兴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进入1980年代，美国新福音派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地被70年代末迅速崛起的灵恩派取代。灵恩派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社会底层，深受黑人文化影响，强调“说方言”等超自然的能力、神迹医病以及感性化的音乐礼拜等。它广泛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以“电子教会”为名，在电视布道中强调“基督教有利于健康、成功与人格完善，”从而把宗教复兴引上一条与里根时代美国经济和国力全面恢复时期中产阶级成功欲望相适应的“成功神学”之路。这条路很快就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到1980年代末，灵恩派的四大电视布道家中有三人因金钱和性丑闻而身败名裂，仅存尚有声望的帕特·罗伯逊于.. 198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1989年组建了被称为“宗教右翼”的“基督教联盟”。到1990年代末，该聪盟成员达200万人。它坚持“亲生命”、“亲家庭”立场，反对堕胎、同性恋，主张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恢复传统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在美国的地位，对9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2000年代，在经历了90年代的略显低沉后，美国宗教复兴又再呈上升之势。
“基督教联盟”领导人员是灵恩派，但它之所以能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今日的巨大影响，与新福音派在战后三十年打下的宗教复兴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遍及大半个二十世纪的美国宗教复兴运动中，新福音派对美国社会又产生了哪些较深层次的影响呢？
首先，新福音派发起的复兴运动有助于新教伦理在美国的不断重建。社会学家库马指出：“新教伦理不仅是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的初始条件，而且是它持续存在的条件。”〔21〕确实，离开了勤俭、信实、节制的产业道德，现代市场经济背后的契约基础和人格动力就很难维持。在20世纪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曾是福音运动中心地的英国迅速成为“后基督教地区”，同时失去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历经多次经济危机而始终保持其经济活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新教伦理的不断重建有关。事实上，20世纪 20年代、50年代乃至 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都发生在其前一阶段大规模的宗教复兴浪潮之后。在美国这样一个表面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所有大学的商学院至今都开设“商业伦理”课，商会行业协会也都把诚实、公正、守信等道德品质看作商业活动的基本规范。这种强大的内在约束力，正是美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保证。
其次，新福音派的复兴运动还有助于美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民间化。早在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中，经历过福音运动的英国教会曾掀起过一场与工业革命同步的大规模社会改良运动；而 19世纪美国长老会布道家查尔斯·芬尼也曾指出：“上帝恩宠的证据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乐善好施。”
据统计，1996年美国宗教慈善机构达35万个，约占全国慈善捐款总额的60%；同年，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中 70%的被调查者参加过教会组织的某项社会服务活动。〔22〕福音派社会福利事业的主要方式是帮助贫困家庭找到就业机会，同时资助、鼓励他们脱离依靠政府福利救济维持生计的状态；他们最初发起于密西西比州的“信仰与家庭”计划，到 1990年代推广到许多州，促使布什政府于 21世纪初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