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通过向地方性教会组织的戒毒中心、孤儿院、工作培训计划等提供公众资金来扩大联邦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地方性宗教组织越来越被许多人看作比政府机构更有条件来对付家庭破裂、贫困、酗酒、吸毒之类的问题。”〔23〕当西方社会福利事业陷入政府开支过大、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等困境之际，教会作为社会中间组织功能的扩展，似乎为福利事业开出了一条向西方多元社会传统回归的道路。

最后，新福音派的复兴运动也对美国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越战结束后，从1972年起，美国两党领导人失去了对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权，这标志着美国公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 1976年起，当选的总统几乎都是福音派基督徒；而从 1979年起，“道德多数派”、“基督教联盟”等宗教保守主义组织在大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纽约时报》民意测验表明，1984年大选中，81%有重生经历的白人基督教徒投票支持里根；到 90年代，在基督教联盟“离开（教会）靠背椅，走进公共领域”的口号中，强调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的宗教保守主义组织几乎控制了共和党。〔24〕

尽管从卡特开始历任福音派总统都强调其总统职责与宗教信仰分离的原则，但福音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已是难以抹杀的。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政治生活中新福音派影响的强化，是与一般美国民众对福音信仰经济和社会伦理作用的重新认识分不开的；因此，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行为，而是信仰复兴的必然结果。要认识新福音派对战后美国社会的影响，还有待于对 20世纪美国的历次信仰复兴运动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